霸气何以如此畅销？──评7亿票房的《让子弹飞》

霸气何以如此畅销？──评7亿票房的《让子弹飞》 (文／严行)

姜文的子弹一射出去，就连同观众的情绪一起射飞。“霸气”、“王者风范”、“震撼”、“雄性”、“硬汉”┅┅在影评论坛上，溅起一片惊叹的声浪。除了央视主播郭志坚几句不著边际的逆向批评之外，全都是一派亢备的尖叫。
而郭志坚的评论 “情节不合逻辑、拖沓冗长┅┅极不舒服┅┅非理性冲动”，被姜文轻松驳回∶“这也是我对‘新闻联播’的看法！” 更在影片之外，为其牛气烘烘再度加码。
没错，《让子弹飞》（姜文导演兼主演），玩的就是霸气！姜文要展示的，就是他不可一世的霸气。观众感受的，也是这霸气。霸气，是《让子弹飞》的核心，也是卖点。
那麽，揭开这“霸气”，审视一下这霸气底子里的内涵，对解读此片、认识传统文化与当下的社会精神，是极有帮助的。
在历史上源远流长
“胜者为王”，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煌煌“二十四史”，就是先後24代胜者的家史。谁是胜者，谁就拥有绝对话语权，谁就可以成为众星拱月的核心，谁就可以宰割他人，为所欲为。
直白地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几千年来上演的就是这样相杀相吞的活剧。正如毛泽东所理解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如此文化思想，如同三聚氢胺奶粉必然会哺育出结石儿一样，终将形成追求以霸道、霸气为目标的社会共识，而这共识也与结石有同样的性质──坚硬无比。
虎狼之秦，凭藉胜利可以书写正统，以至於“天下”二字，成为连刺客都不能逾越的无形屏障（如电影《刺秦》所表现的）。李白感叹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就是说，霸气让秦王未战先胜，亦令各国诸侯心骇胆寒。从逐鹿天下的军阀到升斗小民，无不前来归顺、膜拜。
如果说，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代表了逐鹿天下者的心声，那麽，阿Q的话∶“要什麽就是什麽”，则代表了平头百姓的民意。《让子弹飞》把这一点表现得十分形象，张麻子要的是扳倒黄四郎，鹅城百姓要的是瓜分黄家的东西，而霸气，在达到这一目的中必不可少。
深谙中国文化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军事家凭著这个舞台，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由此可见，作为“最高形式”的“战争”，使用的是最低形式的武力。动武之前，必先攻心，以霸气镇住对方、压倒对方。《让子弹飞》中，黄四郎用长筒望远镜观察张麻子後，第一句评语就是∶“霸气外露，该死！”二人尚未直面相对，黄四郎就先输了，“霸气”让张麻子占了上风。而黄四郎输掉的第二场，则是“杀人诛心”这4个字，前两字代表了武力，後两字代表了文攻，可谓中国战略战术的精萃总结。
霸气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源远流长。在奠定中国文明之初的先秦时期，就有春秋战国争霸。2000多年来，这种情形从来没有改变。即使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输入，也未能打破这一根深柢固的政治传统与意识。
不仅如此，由於列强的刺激与日本侵略，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落後必然挨打”的意识，以致到了世界进入和平竞争的90年代以後，渴望崛起的国人仍然拿这话作论据。
近年来，由於中国经济上的发展，称霸意识更是迅速抬头，网络上充斥了牛气烘烘的叫喊。那个连基本人权都不充分的“小我”，竟也被霸气充满，并在国族意识中膨胀。《让子弹飞》的霸气，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极大地迎合了社会的普遍心理。
枪在手，跟我走？
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枪杆子掌权是猴山原则”，“力量崇拜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暴力的‘象徵’，而是暴力的延伸。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意识形态中，它不再仅仅是一种事实判断，而同时就是价值判断──政权就应该从枪杆里面出来，也应该由枪杆来看守。”（任不寐《灾变论》）
尽管二战以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战已不可能，以政治原则统治国家成为共识，但在中国，“‘动物国家’的原始特徵仍然一成不变地保留著，它仍然是‘胜利者的统治’。” （任不寐《灾变论》）
人与动物显然有著本质差别，因此，猴山原则与政治统治应该大不相同。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却难以找到构建全新政治模式的思想资源。更进一步说，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资源，只有仰望属天的赐予，才可能打破猴山原则，开辟出全然不同的新路。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写到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样描述∶“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著驴，就是骑著驴驹子。”（《马太福音》21∶5）
仅此一句，就分明划出了天国与世界的巨大差异。在世界上，霸气才能称王，称王必有霸气。正如电影里所说的“刘邦後来干嘛去了？当皇帝去了。”当皇帝，称霸天下，这是世界之王的终极追求。而真正的上帝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与人同行，却完全是另一番样式∶没有仪仗，没有仆从，没有车驾，甚至连一匹衬托威风的骏马都没有，他只骑著一头小驴，何等寒伧！
圣经甚至形容耶稣为“温柔”。相信翻遍中国二十四史，绝不会找到任何一处用“温柔”形容任何君王。温柔与帝王，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本不搭界的，以温柔来描述王者，简直是滑稽。
然而，真正的王，耶稣基督，正是这样一个全无霸气的王。旧约《撒迦利亚书》，预言耶稣基督的来到是这样说∶“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著驴，就是骑著驴的驹子。”（《撒迦利亚书》9∶9）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以赛亚书》42∶3）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作为真正的王，绝无威风赫赫的逼人气焰，而是“谦谦和和”、“温柔”。他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为自己谋求宝座和荣华富贵、一言九鼎，而是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将拯救带给世人。
他决不像《让子弹飞》中那样擂鼓舞蹈、举枪高呼∶“枪在手，跟我走！”而是“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也决不像张麻子那样，为了达到胜利的目的，随意杀掉本无大罪恶的黄四郎替身，而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做的是“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权力表达的是饶恕
真理与霸气无关，真正的王者与霸气无关。然而，这样的观念，尚远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之外。
我想到另一部电影《辛德勒名单》。滥杀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阿蒙，与德国企业家辛德勒有这样一段对话∶
阿蒙∶他们惧怕，是因为我们掌控了他们的生杀大权。
辛德勒∶他们惧怕，是因为毫无节制的乱杀人。如果一个人犯了重罪而遭到惩罚，那是他罪有应得。如果我们处死他，那是令人开心的。又如果我们亲手杀了他，那更是大快人心。但是那并不是权力。那是制裁，跟权力完全是两回事。所谓的权力，是当我们有绝对的理由去杀，但我们却不这麽做。
阿蒙∶你认为那才是权力？
辛德勒∶那是帝王的风范。一个人犯了偷窃的罪。他被带到帝王的面前，他扑倒在地，乞求帝王饶他一命，他知道他的小命不保。结果帝王饶恕了他，饶恕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阿蒙∶我看你是醉了。
辛德勒∶那才是权力，阿蒙。那才是权力。真正的王者┅┅慈爱者。
《辛德勒名单》传递的这种观念，对中国文化是一种挑战。权力不仅与霸气不沾边，甚至远离惩罚。权力表达的是饶恕，是慈爱。这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完全相对立的。直到今天，中国的现实依然是∶抢来权力，买来权力，骗来权力，然後用权力打造自己的八面威风，并赢得自己的利益与声望。在中国，“王者气象”一词，多麽引人神往啊！
不如叫“让霸气飞扬”
《让子弹飞》这个片名，不如“让霸气飞扬”更为准确。表达霸气、讴歌霸气、贩卖霸气、礼赞霸气、发霸气之财，不正是这部影片的文化意义和市场意义吗？尤其是近年来，随著“盛世”的欢呼声，伴著奥运、世博会带来的激动，也伴著污染、腐败、灾难带来的不安，霸气像一副有致幻作用的兴奋剂，让人忘乎所以、亢奋一时。
这一点，正如经济危机的30年代，好莱坞偏偏盛产恐怖片、灾难片，而美国都市偏偏竞相建造高大的标性建筑一样，它所表达的是这样的道理∶愈在前途无望时，霸气愈加畅销。也正是由於同样的原因，《让子弹飞》一片，在国内华人与海外华人中，引起的是完全相反的反应。面对同一部影片，国内的叫好与海外的批评，截然不同。
毕竟是21世纪了，霸气，除了“窝里霸”，还能有别的什麽？《让子弹飞》不仅不能提供新的价值观，也不能向世界输出所谓有进步意义的中国文化，它只是给当下中国人提供的一个乐子，如同鲁迅小说《离婚》中，七大人手中一直把玩的屁塞。
《让子弹飞》一片真正耐人寻味的，倒是它片头和结尾的场面，一辆代表现代社会的火车，却由一群代表传统社会的马匹拉著在铁轨上奔跑。现代与传统，如此充满讽刺性地“接轨”。站在“後现代社会”的21世纪，看“传统”如此带领“现代”，不禁莞尔。
还好，这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不霸气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瓢浊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哀婉的歌声，仿佛在为霸气送终。
作者来自中国。目前在多伦多从事文化研究工作。
刊于OC107（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