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

 

 

 

文/义南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魔鬼是个忧愁的灵,他也叫人忧愁,因此,他看人喜乐就受不了;这就是他在音乐声中远远逃避的原因。”

古往今来,魔鬼的邪灵似乎特别注意纠缠中国的知识分子;重重叠叠,大大小小的忧虑压在他们心头;而忧虑和愁绪往往被看作是高贵的气质。中国文人学士的忧虑,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倒是留下许多反映心灵忧虑无法排遣的千古名句。

战国大诗人屈原“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他是一位清醒的忧虑者,面对奸臣当道,庸君误国,他无能为力,忧虑到了极点就自沉汨罗江,而结束了他的生命和忧虑。

东晋的殷浩,因为被摘乌纱帽,免官还乡,他异常詑异和忧愁,没有什么精神寄托,穷极无聊,终日反覆书写“咄咄怪事”四个字,以打发时日。

唐朝诗仙李白也常常忧虑,他不少的著名诗句都有所显露:“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在当时壮志未酬,仕途坎坷,遭人陷害,心头时时弥漫愁雾,化解不开。与他同时期的杜甫是忧国忧民的诗人,为忧唐王朝的衰落,为自己不受重用而忧愁不已,他发出“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的悲吟。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常常伴随忧虑。诗人杜牧一生大多在感伤和愁苦的心绪中生活,“假如三万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就是他心灵的写照。

唐代文豪柳宗元被贬柳州,也是满腹忧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仿佛看到的一切都笼罩在忧虑的阴影里。

南唐皇帝李煜经常沉迷于宴乐之中,与美女歌伎厮混,也填补不了心灵的空虚和愁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的忧虑好似满江的春水,简直要溢出心怀。

宋朝女诗人李清照,忧虑的情绪常倾泄于词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为亡国之恨,丧夫之痛而无尽的忧虑,她抑郁终日,无法排遣。

中国古人不知道忧虑的根源来自哪里,苏东坡把知识作为忧虑的原因。他在诗中写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苏东坡以为,只要不识字,糊里糊涂过日子,就没有忧虑了。清代的杨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发挥了这种思想,大书六分半体的“难得糊涂”,聊发牢骚,排遣忧虑。

然而,中国的士林大多用饮酒驱赶忧虑,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苏轼的“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黄庭坚的“我只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这些诗句虽为中国的酒文化凭添了韵致,但不能真正解除忧闷,反而增长了愁绪。由此看来,饮酒作乐,只能麻醉一时。由于赏花、饮酒无济于事,于是,大词人辛弃疾想出新招,他想登楼望远而消愁解闷,然而却是“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忧虑随他登高而上升。

古人饮酒、赏花、登楼,借以排遣忧虑却不得法,仕途失意和登基皇位都有同样多的愁烦,“古人愁不尽,留与后人愁。”中华几千年的沧桑苦难,源源忧患,伴随着士人代代相传,忧虑扼杀了多少人蓬勃的心性和创造的活力。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依然在沉积着厚厚淤泥的河道里缓缓航行。到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太多的忧虑: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忧虑,为个人事业前途无着忧虑,为子女升学就业忧虑,为住房条件恶劣忧虑,为终天劳碌、身体日衰忧虑,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忧虑……这些忧虑的枷锁,精神的包袱,使人不胜重负。

圣经为我们指明驱散忧虑的良方。“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祂顾念你们。”(彼得前书5:7)十字架环抱人间的苦难,仁慈的上帝应许担当我们的忧虑;我们只有到祂施恩的宝座前,藉着属灵的呼吸,诚实的祷告,在忏悔中净化自己,驱散忧虑的乌云,使我们的心灵呈现蔚蔚蓝天。

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决不是麻木和虚幻,更不是阿Q精神,而是灵魂的更新,精神的飞跃。上帝可使我们的心灵丢开尘世的喧嚣和烦恼,歇息在平安喜乐的青草地上。当我们歌唱赞美至善的救主时,忧虑的邪灵会畏惧圣歌而逃遁。

上帝正在召唤我们,中国人卸掉忧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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