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牧斋
去年两次学术会议上，有机会交遇一群著名的“海外关心中国前途”人士。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乃是于十一月感恩节期间，与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先生交谈的情况。从其严肃外表看来，严家其给人的印象是做事一板一眼，十分认真的人。但与之交接相处，却又感受到他待人的真诚与和霭；他谈话时，其幽默感更是一丝一丝地展露出来。
严家其基本上肯定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信念，就是承认人的能力有限和觉得基督教之信仰力量是伟大的。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某一种信仰，实在是一个殊不简单的过程，因为信仰并不只是因“理解”而产生的，而是整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确立和调整。“理解”只不过是人类大脑的部份功能，若“理解”错误了，还可以作出改变，但“信仰”却是人类的“脑”和“心”综合之一种结果，一旦某种信仰确立了，便会影响那人的生活、思考和行为之各种取向。故此，基督徒在行为模式上与非基督徒是有一定的区别。
谈到他个人的信仰情况，严家其说，他因长期受科学影响，认为“信仰”和“科学”是互相排斥的。但近几年来，他了解到科学作用的局限性——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根本不能单靠科学来解决的；而另一方面，宗教本身也具有其重要作用，如此，他便开始接近基督教了。
严家其在巴黎期间也曾去过教会，但他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从其言谈中悉察，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是由于习惯性的科学思维方式仍在起作用。他觉得圣经中的神迹和耶稣复活的一类事情，与他的科学信念仍有一段距离。他曾特别问及现今基督徒如何看《约书亚记》第10章中“日头停下来”之事。但当告诉他这段经文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他便说：“原来伽利略已经平反了，但那段经文却还没有改变！”
第二是过份重视信仰的虔诚性。他虽然认同基督教的种种教义，但他觉得他还不能像基督徒一样按教会定规去上教堂，同时，也未能完全接受基督徒的行为模式。是故，他于信仰抉择问题犹豫，裹足不前。但看来，他似乎仍是一位深信宗教力量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是受中国文化之包容性所影响。他认为中国受儒、释、道三教影响甚深，相比之下，基督教于中国历史的日子尚浅。故此，很多中国人还是“兼修并储”，未能接受基督教。（笔者案：事实上，广义的基督教早于唐初传入中国。另按某一统计，现时中国大陆基督徒数目达七千五百万人。）关于这一点，我向他解释说：“纵使基督教于中国日子尚浅和接受人数不多，这不该构成信仰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与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两件没有冲突的事情；前者是属于民族性的，后者则属于普世性的。”后来，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严家其也这样公开说：“基督教不单只是属于西方世界的，而且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故此，也属于中国的。”
严家其似乎对宗教名胜和教会建筑物颇感兴趣。他曾游览欧洲重要名胜，如科隆大教堂，也曾赴巴勒斯坦圣地观光，看过耶路撒冷、死海、加利利海和传说中耶稣出生之处。倒是我们在座几位从香港移居北美事奉的基督徒“阅历还浅”，连一处也没有到过（笔者案：没有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严家其多次提及要在中国建造像科隆大教堂一样宏伟的大礼拜堂，以致能吸引所有人都前来崇拜听道。他说若能在北京盖建起来，其他城市一定相仿效行。当笔者打趣地问：“可否就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盖建一座这样的大教堂？”他答道：“最好不要与其他教民居住地区碰在一起，因为伊斯兰教在宣武区之影响力大，故此，可能在崇文区较佳。”
严家其也为改建未来的天安门广场作了一个构思：第一，先要将“如剑刺在北京心脏”的那一座建筑物拔除；第二，博物馆和大会堂因没有什么“煞气”，故可以保留；第三，至于毛泽东纪念堂，则要从南到北打穿通气，让北京的中轴线不受阻塞。乍听起来，有点像地理师看“风水”的味道！
那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为使身处异乡的学者们有机会体验感恩节的信仰含义，特于于前夕按传统安排聚餐。笔者因风雪所阻，飞机改了班期，因此错过了该次晚餐。但据一位基督徒观察员事后于信中分享感受谈：“在这个‘感恩节’中，餐桌上不单没有火鸡或洋火腿等应节的食物，甚至在什么地方进食，我们也不知道！然而，赞美神！祂让我尝的不是食物，而是祂对中华民族的爱！”
会议的第一天，严家其以《理性．良知．情欲——基督教、佛教、儒家与自由主义哲学的关系》为题发表演讲。首先，他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多方面评价了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和位置。他认为：“宗教和许多有关人生哲学的信仰，都力图消除人的不安，所以它们对人类社会是有重大的影响。由于人总存在着追求安宁的愿望，所以，宗教和信仰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他又认为：“宗教、伦理和一切信仰体系，都提供了人们内心的规范，这不是依靠外方强制执行的规范，而是人所自愿遵循的规范。信仰愈坚定的人，愈是自觉地遵守这种内心的规范体系。”
对于基督教，他则如此说：基督教把内心安宁的价值标准放在首位。当基督徒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一个又一个选择的时候，基督教是容许人按照自己的欲求和理性来作选择的。然而，当这些选择与良知发生冲突时，对于基督徒来说，来自上帝的信心是作抉择时的主要力量来源。良知就是上帝的声音，倾听良知的声音，是接近上帝的唯一道路。”他又进一步说：“良知是人身上的神性。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良知，纯粹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那些指责他人没有按良知而行事的人，是把个人的价值标准强加于别人身上。任何外来的力量，都不能使一个不愿按良知行事的人去服从自己的良知。一切恶行的成因，都是由于良知的丧失，那些暂时丧失良知的人，只能在他们认识上帝时才能重新发现良知。”
严家其认为基督教和自由主义共通处颇多，两者均强调人的权利和自由，并积极寻求社会合作的秩序。不同处，在于自由主义采用社会公认的规则来限制人的私利行为；而基督教则以人皆有原罪，人性不完善，不能成为“圣人”，故以说服方式劝人倾听良知 上帝的呼声来克制情欲。总言之，法律和良知是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对于政教关系，他主张政教分离，认为各种宗教应和平共处，平等地传播。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在动摇和瓦解之中国大地上，不同的宗教、伦理和信仰体系，将以不同的方式赢得人心。”
〔笔者按：上述严先生这种见解，实近似于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斯（Hobbes）之看法。霍布斯认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具有两种律，一是“外方规律”（Outer Rules），另一是“内心纪律”（Inner Disciplines）。又认为“自由政治”（Liberal Politics）是“外在欲求”（External Desires）和“内在信仰”（Internal Faith）的结合。事实上，以为现代自由主义是单靠“理性”的看法，现正修改中，如《自由
主义的两个世界：霍布斯、洛克及穆勒思想中的宗教与政治》（Two Worlds of Liberalism：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Hobbes, Locke,and Mill）一书指出，在英国自由传统中，“圣经启示”和“上帝权威”两者，均是自由主义学说组成的重要部份。近期，另一书《非单靠理性：早期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宗教、历史及身份问题》（Not by Reason Alone；Religion，History , and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认为，路德（Luther）、霍布斯、洛克及卢梭（Rousseau）等人，均将政治置于“权威性历史”（Authoritative History）的范围内来作讨论，而这范畴是不能单靠理性独自来掌握和理解的。严先生的观点，实与上述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天，当我发言完毕，严家其得知笔者是牧师，便于午饭时坐在一处交谈起来。他说：“你说话声音十分洪亮，概念极为清楚，你讲的话，我句句都能听进去。”他又问及我的信仰经历，我回答说我的信仰经历是极普通和挺平凡的。他说：“我就是相信这一类的经验，因为过于宣扬神秘主义，等于是提倡蒙昧和非理性，叫听众不去思考，这种作法，我会对之保持距离。”他又用射影几何中“变换”和“无穷远线”的概念，向我解释了“有限”、“无限”及“永恒”等概念。他说：“你们基督徒觉得很玄妙，其实这些概念和其他概念一样，是可以精确定义和把握的，对于学数学的人来说，是一点也不难了解的。”但我补充说：“数学的‘永恒无限’与宗教的，可能是有一定差距，而且是属于不同领域的讨论。”
严家其继续说：“中国未来需要一批优秀的布道家。”他个人十分钦崇葛培理（Billy Graham）的为人和布道方法。他曾在华盛顿早餐祈祷会后，与葛培理单独交谈了近一小时，在北京又听过他一次演讲和一次布道。他觉得葛培理为人诚挚、正气凛然，声音洪亮和言词简洁–这些都是他的布道成功之要诀。（笔者案：当然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圣灵动工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严家其个人喜欢听的道理，是能听得懂的。他认为讲道者必须自己先将问题想清楚然后才说，讲道者不能讲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东西，因讲道时所面对的听众，大部份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一个概念最好能做到不用重覆说明。他不赞成讲道时搬弄种种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字，更不赞同生造别人听不懂的“新概念”，或把现代科学术语硬加到神学中去。反而，比喻若用得恰当的话，是十分有效的。那种在听众面前卖弄学问的“布道家”，是对自己神学水平没有信心的表现。当一位“布道家”讲出一个自己并不明白的概念时，他的“布道”就是“不虔诚”。只有把自己的心献给听众的人，才能成为伟大的布道家。〔笔者案：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Rbetoric）中提到，演讲的说服力来自三项因素：讲者的“品德”（Ethos）、听众的“情绪”（Pathos）和演词的“理路”（Logos），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严家其特别提到笔者当天早上解释“宗教语言”特性时所举的例子–“纵然看见朋友已进门，我们还是会不厌其烦地说：‘你来啦！’”这个比喻是笔者用来说明为何基督徒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仍会向上帝说出感谢的话，因为宗教语言本身是一种表达“信念”（Conviction）和“意向”（Intention）的语言。
最后，他强调传道人的思路清晰和嗓门洪亮，是布道时十分重要的条件。我自己听了他的一席话，满头冒汗，犹如上了一门“讲道学”的课程！
似乎，严家其除了晓得“上察天文，下看地理”外，还懂得观望人的相貌气色！在一次晚饭席间，他除了品评台湾若干政要的气色和前程外，也指着席上两位基督徒说：“从你们的眼神和由心而发的诚恳看来，你们当中一位将成为‘中国未来最伟大的神学家’，另一位则会成为‘中国未来最伟大的布道家’。”席间众人都笑起来。那两人虽是沾沾自喜，当然也得推之以“愧不敢当”或“无地自容”一类谦词，谁知严家其却在此时补加一句：“…之一。”被誉者当场啼笑皆非，众人更是哗然大笑起来。
席间，严家其也为另一位大陆学者加上一个新的英文名字——Billy，盖因此人是会议中唯一站着，声音抑扬顿挫，满有表情动作，像布道家一般发言的一位。况且，这人曾公开表示他对葛培理的敬慕与佩服，几乎所有葛培理布道的广播，他都聆听或收看，他更表示将来如果有这样呼召的话，他要成为一位布道家。（笔者案：事后，这位声名日增的新闻从业员，向我要了一份有关葛培理生平传记的参考书目，希望将来有机会为葛培理写一辑专访。）因此“Billy”这个名字真的非此人莫属了！
除了上述幽默感外，严家其更是十分晓得于会议进行中制造轻松气氛。某次发言时，一位台湾背景的讲员提到某一宗教领袖之人格是如何清高时，严家其即插一句说：“那人我认识，并不是那样！”在座者大笑，该讲员也无言以对。另一次，当笔者发言完毕，于回答席下提问前，特请会议主席容许我先作一句补充，此时，严家其即说：“已经一句啦！”我即辩解：“还没有开始呀！”谁知他又说：“两句啦！”于是我反驳：“刚才只是到了‘逗点’，但‘句号’还没有到啊！”结果，又引起哄堂大笑。
主日那天，我们在一个家庭的客厅举行崇拜。是由一位来自东北的弟兄，以其善于广播的声音来领诗。我们唱了“愿我同胞全归耶稣”和一首由“上甘岭”改编的圣诗后，众人的心弦便扣动起来。当一位姊妹以逼切哽咽的声音，为大陆学者们国内亲友代祷时，众人就开始饮泣。到了证道的秩序，此时，连宣讲者本身也是泪盈满眶，声音嘶哑。讲道的讯息很简单，只强调《希伯来书》所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信心是人在理性感到穷尽有限之后，开启通往灵性世界的一把钥匙;当时，圣灵如风吹过，会中所有人均受感，声泪俱下。
会后，严家其是第一个站起来分享感受的人，他说：“我是不容易流泪的人，连‘六四’，我也只是愤怒，但是今天，我感到基督教的力量实在非常伟大，我看到原来海外有这么多的虔诚基督徒，是如此地深爱着我们中国。如果海外的基督徒都能回到中国，去布道，去影响人们，那实在是不得了，这将会使我们的中国发生大的改变。”
在下午的记者会和晚上的公开讲座，严家其重申了上述一段说话，他说：“这次会议对我本人的心灵冲击很大，我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但我已感受到基督教本身伟大的力量。我感到现在的中国 一个正要逐步走向民主的中国，尤其需要基督教。”
翌日，某报刊海外报的首页标题如此说：“用基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严家其希望中国多建教堂。”其他多份不同报刊杂志又撮录其演讲内容如下：
“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严家其昨天说，在中国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之后，基督教文明是很有可能填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意识型态之真空。”
“关于这点，严家其举出两个原因。首先是基督教给与人一颗‘自由的心’：他认为当人类作出抉择时，往往会依据权威或参考现实的利害关系，但这种做法非但会构成社会问题，也会同时扭曲了个人的人格，使人由心发生矛盾冲突。~FFT64BY2;然而若有一个超然的标准作为抉择时之依据的话，便可以令人摆脱权威和现实的桎梏。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个超然的标准是良心；（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则是上帝。严家其相信在某种意义上，良心就是上帝的声音。)”
“其次便是基督教教义能够补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严家其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破产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理论也不再行得通了。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信仰，因为这样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中国未来单靠复兴儒家思想是不够的，况且它过往是带有专制的性质。当然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是有许多值得保留和学习的地方，但当中“完人统治”的观念，却带来或容许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的专制。因此，在后共产主义和后邓小平时代，中国人需要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更需要有一新的的意识型态来代替旧有的，而启导民主与人权观念的基督教，便正好是这种改变中国和引导中国迈向多元化的新力量。”
“严家其说，一个人信仰基督教，实在是一个很不简单的过程，他目前虽然还不是基督徒，但他却感受到了基督的力量。他说，他看到各地的华人基督徒，正以他们的心智热爱着中国，他们希望中国一步一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繁荣富强。基督教一旦进入中国，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
“严家其希望将来有一天，在北京、西安、上海及武汉等地能建起一批教堂，在中国土地上能有一批优秀的布道家，向中国人传播主耶稣的福音。”
“严家其说，美国的立国思想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要有政府；而政府同样是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所以政府的权力要有限制。而在今天的中国，人民的权利却不受保障，政府和当权者的权力也不受限制。~FFT64BY2;严家其说，他认同基督教的主要理念。理念之一就是人的不完美性而人的能力之有限性，任何人都不例外。但基督教却能用最大的爱，来接纳一切不完美而又愿意献身基督的人们。”
去年十二月我寄给严家其的圣诞贺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基督徒会一直为国家祷告，而且基于信仰的缘故，将自己献身于中国的前途。我们也会为先生的个人信仰祷告，希望藉着圣灵的工作，您对圣经那些难题能解决，而对圣经启示的信息和信念有所体会。您已经开始阅读《约翰福音》吗？（笔者案：在我们讨论如何读《圣经》时，我曾建议他先读《约翰福音》。）深盼将来再有机会一块聊天，并且有一天，我们一齐坐在北京那所新建大教堂内敬拜上帝。”
基督教不单能成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督教所引申出来的社会涵义、政治涵义和文化涵义，更能成为移风易俗、改革社会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我们真深盼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不单从理论层面去探讨基督教文明如何能擦新中国的历史文化，更能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个人人生“夜航”时的指标！
后记：本文初稿完成后，心中曾有犹豫，不知刊发与否，因未知严家其先生本人如何反应，故特将文稿先给他寄上，征询他的意见。笔者于信中提到：“这次对话的经历是具有记录下来的意义。”出乎意料之外，严先生不单慨允本文刊发，更对其言谈部份作了较详尽的补充。他在覆信中说：“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文章作了修改，也许改动多了些，本来不应多改，但谈及‘信仰’，我是抱着‘信仰之心’来改的，就像讲道一样，要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讲话人所表达的意思。”笔者的忆述本来是“印象模糊”的，现经此一改，本文就变得更为“翔实丰富”了！
这次会议中，很多学者都有特别的经历，甚至包括列席的采访记者、工作人员和观察员在内，众人的心灵都受到极大的震荡。有出席者如此说：“这不仅是一次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普通人，我的心灵得到洁净。”（笔者案：详见香港《突破》杂志第233期的报导。)这次会议事实上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会议主持人在会议资料汇编的前言写道：“如果说人间历史是上帝和人合写而成的，若干年后，当‘基督教文明与中国社会现实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回首往事时，也许会发现，我们在此时和上帝做了件大事情。”
作者来自香港，曾任杂志编辑、神学院讲师及教会牧师，现于美国南部攻读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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