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司徒雷登

杭州,这座魅力非凡的城市,因为拥有司徒雷登而更加魅力十足。

 

 

 

文/赛哑

 

 

 

杭州,千百年来为迁客骚人神往之地。柳永在《望海潮》中吟咏“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他极尽笔墨之能,描绘了杭州的风光绝代和繁华富庶。诗人白居易也叹江南好,并赞“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我也曾无数次在诗中梦游江南。不过,这次假期有机会去杭州,我最大的愿望却是去拜谒3年前归乡的“杭州人”司徒雷登的安息之处。

 

 

被政治化的宣教士

 

司徒雷登,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其父母亦是宣教士。和很多来华宣教士不同的是,他出生在杭州。

司徒雷登是卓越的教育家和外交家,曾参与浙江大学前身——杭州育英书院的建立,后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使燕大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1941年,他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关押在集中营,直至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后,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与戴德生、剑桥七杰等我们所熟知的宣教士不同,司徒雷登更为我们熟知的身份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不过,真正让出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知道他的,则是毛泽东那篇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篇文章中,毛将他当作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后,产生的最大的文化效应就是“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他也因此“灰溜溜”地离开了生活了45年的中国,遗憾的是,他活着的时候再没回来过。

这篇文章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或许难以真正知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使事情的真相表现得更加明朗。

闻一多在其《最后一次演讲》中有一段对司徒雷登大加赞许的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只是在1949年后,出版物中的这段话总是遭到删除。

   

 

杭州人司徒雷登

 

作为在杭州出生长大的外国人,司徒雷登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比英语说得还好。就如闻一多先生所言,他在中国的时间比在美国还长。闻一多称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其实他视中国人为自己的兄弟姐妹,视自己为白皮肤蓝眼睛的中国人。

他一生所作之事,全是为了中国。

他宣教,为救中国灵魂;他办学,为树中国教育;他出任驻华大使,乃至后来欲与中共合作,都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

1949年,他无奈地离华返美后3个月便病倒了,直至临终,卧榻13年。谁能读懂司徒先生心里的中国情?他生在中国,他的父亲母亲死在中国、葬在中国,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最终却遭到遗弃。

然而,我相信他心里没有恨,只有深深的爱。就像戴德生所说——“不,不是因为中国,而是为了基督”。司徒雷登对中国的爱超乎人的能力和极限,而使他一如既往地爱中国的是上帝的呼召,上帝让他的一生成为祝福中国的一生。

1962年,司徒先生荣归主怀。他的遗愿是将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但当时,燕大旧址已为北京大学所用,共产党政府也依然与美国水火不容。安葬之事自然无法成行。此后,从年轻时就追随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直在试图完成他的遗愿。

杭州市听说燕园拒绝将司徒先生的骨灰葬在未名湖畔时,决定让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

2008年11月17日,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司徒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此举虽未能完全实现他的遗愿,但归葬于他的出生地,似乎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他自己也说:“我是一个中国人,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先生的墓碑很简单,上写:“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然而,我觉得,他的墓碑还应该写上“杭州人司徒雷登”,因为这样的杭州值得司徒雷登拥有,而这样伟大的司徒雷登也值得这座有气度的城市拥有。

      

 

杭州有条耶稣堂弄

 

在司徒雷登逝世50年后,我有幸可以在忙碌的学习之余,藉着取道杭州之机,拜访司徒雷登的故居。借助手机的GPS定位功能,很快就确定了路线,并知道司徒先生的故居竟然在一个叫“耶稣堂弄”的地方,更是欣喜。

在中山北路下车后,顺着一条路往下走。不一会儿,就能看到路上方有个大大的指示牌,上写“耶稣堂弄”。

弄口有一座不大的教堂,叫天水堂,是杭州的第一座教堂,也是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先生牧养过的教会。

庭院里有高耸入云的银杏和榉树,据说是司徒尔当年种植的。天水堂虽然不大,装修却很精致。我的父亲是木匠,我从小就跟木头打交道。看一眼厚重的实木门,就能看出它的装修质量。

屋顶有只十字架,与中国多数将十字架漆成红色不同,天水堂的十字架是金色的,显得异常庄重。

顺着狭窄的巷子往里走大概百来米,左边有一座半身塑像,正是司徒雷登,下面有他的简介。旁边一铁门,周日紧锁着。我正担心里面不会开放,恐怕有虚此行,但随即从旁边的住宅区找到了故居的入口。

 

 

故居里的陈年记忆

 

据说,附近的故居原有许多中西合璧的建筑,如今只剩一座白墙红窗的二层小楼,辟为司徒雷登故居。

走过门廊,管理员阿姨正在看报,抬起头来问:“是来参观的吗?”看到我点头,便起身去打开灯。估计故居平时到访的人并不多,所以一般时候灯都关着,有人来参观才打开。

我问阿姨:“参观的人多吗?”她笑着说:“下雨天,几乎没人。”

我轻步走在木地板上,唯恐弄出太大声响,扰了这故居在烟雨江南中的清静。

一楼是起居室、客厅和办公厅的各种复原场景。仿制的实木家具显得有些造作,而将耶稣苦像等做摆设更是不合常识,因为司徒是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但此刻,我心存感恩,因为这座城市愿意努力设置司徒雷登故居,并对公众免费开放,在华享受如此待遇的宣教士并不多。

二楼的一个房间是杭州文史研究会的办公室。旁边陈列着一些多少与司徒雷登相关的书籍,其中还有蒋介石先生赠与司徒雷登的签名照。

另一个房间摆着一只斑驳的大皮箱,上面贴有许多花花绿绿的航空托运标签,以及博士帽和博士袍。这是傅泾波的女儿傅铎若女士得知杭州修复司徒雷登故居后,漂洋过海带来的。同时,这个房间还陈列有1946年杭州市参议会授予司徒先生的“杭州市荣誉市民证”,和代表着“杭州荣誉市民”的金钥匙。

另外一个房间陈列着民国时期社会名流送给司徒先生的寿诞贺词,有神学家赵紫宸、“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西北军将领张之江、“一代战神”孙立人和国民党大佬陈立夫等。此外,还有一份《国民政府令》,是对司徒雷登先生为中国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褒奖。

参观完毕,我关灯下楼,跟管理员阿姨道谢后便离开了。

我回头看一眼这沐浴在江南烟雨中的二层小楼,为不虚此行而深感喜乐和满足。

 

 

他回到更美的家乡   

 

参观完司徒雷登故居后,我一直向人津津乐道杭州这座城市的胸襟。

作为一个在传统基督化家庭里长大的基督徒,我们的祖辈经历了太多的逼迫、嘲讽和打压。当我看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到处都有“耶稣”两字,有的挂在门牌上,有的张贴在墙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感到十分安慰。

这里的人对这个带着明显基督教色彩的地名并不排斥,我想,这和司徒雷登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相信,他和他的父母曾在这里服侍中国人,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虽然司徒先生离华已经60多年,辞世也半个世纪,但我相信,他对中国人的爱依然在这条小巷中发挥着影响力。或许,这里的新一代并不清楚司徒雷登是谁,但司徒先生的品质却在润物无声地感染着这块土地。

杭州,这座魅力非凡的城市,因为拥有司徒雷登而更加魅力十足。这里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安然躺卧之处。他的灵魂进入了天堂,要在上帝面前得公义的冠冕,因为他跑了当跑的路,打了美好的仗,守住了所信的道。

别了,司徒雷登,你所挚爱并视之为故乡的中国曾离弃过你,但今天,你在永恒之中回到了那更美的家乡。

历史真相终有被揭开的一天,那日,我们要为着司徒先生所做的表达感谢,并为我们曾经所待他的不公表示道歉。但这一切,他已经不看重了。上帝是公义的,他已经得着上帝的奖赏,大于世上一切人和一切政府所能给的。

曾经,有许多宣教士来到中国,为福音的缘故流血。今天,我们理应反思,我们不能只承受祝福,更要把祝福带出去;今天,我们不是期盼有千千万万个司徒雷登来祝福中国教会,而是期盼曾被司徒雷登们浇灌过的中国教会,能有千千万万个司徒雷登被兴起来祝福这个世代。

 

作者现居福建,本刊记者。

原载于OC121期

 

《 “归来的司徒雷登” 》 有 2 条评论

  1. 窄路上行走 的头像

    在香港愛教育的我,對毛澤東評價這位宣教士所知不多。 不過我知道國內的教育對於1842年之後的歷史的確有不少失實之處,包括基督教在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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