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小约翰、石衡潭、光益
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你有什么思考？你认为目前中国文化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什么？最大的可能是什么？能否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如果能，应当向哪个方向努力？
小约翰：照目前趋势，我并不看好中国文化的未来。借用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说法，这一趋势恐怕只会加剧人的“平夷”倾向，表面上成帮结伙，但网络和手机等现代技术化手段的使用，会进一步加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崩离析，每个人成为孤岛和原子的可能性早就蕴含其中。
网络似乎能传播一些真善美的思想，但和对人性卑劣面和社会阴暗面的传播比起来，只是劝百讽一罢了。当前之大势，是很多人不敢言说真理，到最后也许真就没有能力言说真理了。
拙作《信与思》，开篇即谈中国当代文化的“七宗罪”，诸位可以参看。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曾提及，社会和思想的混乱到最后，就给进一步的专制留下了空间，确系大哲名言。
中国文化当前面临的最大危险，其实正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伯克（Burke）在《法国革命论》中谈到，若一个社会失去了基本共识和认同底线，这个社会就面临着可怕动荡的危险。这也正是一个文化的危局所在。这不是居安思危之类的耸人听闻，而是坐在火山口上的省思。
故而，当前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正在于基本共识和认同底线的阙如。权力宰制真理，到头来一定受到真理的惩罚。当然，我希望我的国家和同胞都幸福、美好，也正这样祈祷着。
何谓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汉语神学和本土神学的说法早就嚷嚷很多年了，到头来本土神学家们不是成为儒士（赵紫宸即为一例），就是成为新左（刘小枫就是佐证）。理无南北，道无东西。我们唯一关切者乃在于处理实际问题，使之合乎上帝心意和《圣经》理念。也许，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文化者，乃是在处理“天人物我”各种关系中，在与实际问题的搏斗中产生的。“唯文化论”者或者文化决定论者的错误正在于舍本逐末，忽略了文化之为文化，不是自足的，而是应当向着上帝、人的心灵、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大自然开放的，否则只能走进僵化、封闭的死胡同罢了。
鲁迅说：“要我们保护国粹，也须国粹能保护我们。”文化是为了人，人不是为了文化。故而先要有面向上帝的新人，才能有在土地上生长着的新文化。对此，我倒是充满了信心和盼望，因我确信上帝要在中国做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启示录》3：8）耶稣基督对非拉铁非教会的应许，岂不正实现在我们中间吗？
石衡潭：中国文化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古已有之，就是所谓的华夷之辨。其实，孔子没那么狭隘，他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语的意义恰恰被后人颠倒了。
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民族主义有发展成民粹主义的趋势，什么都是中国的好，什么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根源。而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就是苦难史、屈辱史，整个民族都愤愤不平，满腔怒火，想要找发泄口，一点点小事情，都可能遭致怒水滔滔。缺少平和心态，缺少宽容与感恩。把传教士当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帮手与工具的看法就是一个例证。
直到最近，马勇在《寻找苏慧廉》一书的推荐语中，才代表知识界做了一个反省：“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
最大的可能是被基督教信仰所改造与更新的新中国文化。基督教文化最重要的伙伴是儒家文化，二者的合流是未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其他文化也会逐渐汇入进来或者并存下去。
中国基督教文化一定是汇融了中国人思维特征和生活方式的。目前，在民间已经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如小敏的诗歌、河南的灵歌等，其中运用了典型的中国意象、词语、旋律、曲调，它们是中国信徒生活与信仰的真实表达与呈现，也是他们喜闻乐见、口唱心和的。
高雅的中国基督教文化应该是由吴经熊的《圣咏译义》、赵紫宸的《学仁》等开创的，但迄今尚未功成，还需要代代相传的努力。我们在北村的《我与上帝有个约》和《愤怒》、余杰的《香草山》、施玮的《红墙白玉兰》、莫非的《在永世里抛掷一个身影》、齐宏伟的《歌手》等作品中多少看见了一线希望。
光益：以1807年英国宣教士马礼逊入华为标志，新教扎根中国已经200年有余。然而，近代以来，基督教始终被视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先锋和与中华文化格格不入的“外来者”，用近代史家蒋廷黻的说法，基督教是“骑着炮弹到中国”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2000年来一以贯之的儒、道、法、释交融的统一的世界观破裂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并分裂为不同的群体，为中国的现实与前途而争论不休。
有趣的是，在反对基督教的立场上，他们却出奇地一致：守旧士绅阶层为了捍卫文化自尊而反对基督教的宇宙观和伦理观；新式知识分子基于近代西方的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而反对“落后”的基督教；更激进的群体则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锐武器对基督教做猛烈的批判。
因而，基督信仰在中国社会一直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100多年来，在中国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和政治运动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不仅未能力挽狂澜，甚至未能争取到自身的宗教信仰自由。
这种状况，在近20年来终于有了明显之改变：中国大陆中心城市许多新兴教会开始自觉地走向公开化，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教会和基督徒积极介入文化、艺术、教育、传媒和慈善等领域，福音在中国传播出现了崭新的格局与趋势。教会和基督徒正在中国当下及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之转型，此次转型之深刻与广泛，有甚于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中国社会转型之核心部分，除了在政治制度上由专制转向民主之外，更重要的乃是国人基本价值的确立、道德伦理的重建及精神世界的更新。
20多年来，中国以低人权、高能耗、毁灭环境之“优势”，换取了高速却畸形的经济增长。在“大国崛起”顾盼自雄的背后，是贪污腐败的加剧、贫富鸿沟的加深，是数百个权贵家族垄断国家的权力与财富，而数亿农民工只能在自己的祖国“暂住”。
中国仍然离民主宪政制度遥不可及，中国人仍然没有过上自由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中国社会的危机仍然无比深重，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那么，中国近代化的败局，根源究竟何在？
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奋斗拼搏，大都沿着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路向展开，一路激化，终于酿成“人定胜天”的狂妄。追求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的目标，收获的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庄园。
中国最大的悲剧在于，或一心学习法俄，或拼命效法德日，偏偏与英语国家伟大的清教徒传统和新教伦理擦肩而过。而正是清教徒的信仰与文化，缔结出了500年来真正的、稳定的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
学者刘见林认为：“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现代国家想要健康、繁荣发展，人类想要自由、和平生活的迄今为止最为不坏的选择。”
我认为与清教徒的信仰与价值观擦肩而过，乃是中国近代化“屡战屡败”的关键原因。近2000年之基督教历史，近500年之更正教历史，已经确凿地证明了基督信仰的神圣性和普世性。而清教徒传统和新教伦理，是基督信仰中经过现代化淬炼的、历久弥新的精华部分。
这种信仰由荷兰而至英国，再由“五月花”号带到美洲新大陆。在此维度下审视美国之崛起，我们会发现，这确实是得到上帝祝福的崛起。美国学者乔恩•米查姆在《美国福音：上帝、开国先贤及美国之建立》一书中充满激情地论述：“这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国家是怎样克服自身最丑恶的本能驱使，从而悟出自由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项。有了自由，所有其他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公正的理念到宗教信仰，到社会财富的增长——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英语民族”被上帝祝福的历史与现实，难道仅仅是“他者的故事”吗？换言之，“他们的故事”有无可能转化为“我们的故事”？由基督信仰带来的，第一步是个人生命的洗涤与归正，第二步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忏悔与转向。
对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来说，信仰的复兴必定是真理的复兴，即在于基本认信、教会建造、神学思考，能否在领受大公信仰、古旧福音的根基上，以更整全的世界观、属灵观，在华人世界完整地表达、传扬和践行福音。
倘若中国只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改善，而没有信仰与价值的重构，则未来之命运依旧堪忧；倘若中国的崛起仅仅是武力的崛起和财富的积累，那么王力雄在《黄祸》中悲观的预言未尝不会变成可怕的事实。
在南非、南韩以及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转型和价值重建过程中，教会和基督徒都发挥了不可忽视之作用。“基督信仰、价值重建与社会转型”，不仅是教会及教会中的牧者、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挑战，亦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华人理应深入思考的公共议题。
先有基督信仰，才有价值重建，进而才有社会转型，此一链条式的先后秩序绝对不能颠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在争取各项自由与权利的时候，常常将本来是“第一自由”和“第一权利”的宗教信仰自由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人们不知道，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没有良心的自由，其他一切的自由亦成为水月镜花。
一个人对灵魂的关注度不够，必然就对自由的需求度不足。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亦如此。我在反省中国近代化的歧路时，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能否以清新刚健的清教徒精神取代傲慢冷酷的唯物主义；能否让“以人为本”奠基于“以神为本”之上，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基本面貌。
我坚信，人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所赋予的，唯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能为人类赎罪，唯有上帝的公义与慈爱才能让人类社会保有平安与稳固。是故，中国之崛起，究竟是无神之崛起，还是有神之崛起，于中国和世界都关系甚大，如果是后者，则中国会成为世界的祝福。
上帝从未遗忘或抛弃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但神州要成为真正的神州，实在是有赖于每一个爱上帝的人昼夜思想和奔跑传道。
刊于OC1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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