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本质上是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
文/亚萨
2014年，“冰桶挑战”活动，一个以创意方式宣传关爱渐冻人、带有慈善性质的游戏，带动了全球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士参与。活动很快传到中国，某位因种种高调怪异的“慈善”举动而吸引大众目光的人物，当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他选择坐在一个大垃圾桶里完成了本次壮举。
慈善变游戏
在中国历史上，慈善活动一直都有，在兵荒马乱或大饥荒年代，寺院、地方乡绅都有对饥民的施舍。但慈善在中国近代社会却未形成一种习惯和风气。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是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孤儿院、救济院、红十字会等机构而产生的。因此，1949年之后，与慈善有关的事物统统被归为资本主义的“遗毒”而被取消。80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近年，慈善又开始有复兴。不过，其兴起原因之一是，某些人发现慈善既是一种高大上的自我宣传，又是一张足以标榜与国际接轨的闪亮名片。于是，这几年，中国的明星、富豪的慈善变了味道，成了作秀游戏。
甜甜圈宝宝
那么，真正的慈善应该是什么“味道”呢？让我们先来看一则国外驻上海记者讲述的真实故事：
2010年一个冬夜，该记者和朋友路过一家酒店附近的甜甜圈店门口时，发现了一个6个月的无名弃婴。后来得知，这位被昵称为“甜甜圈宝宝”的孩子有很多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双目白内障失明和部分蹼足。
谁也没有想到，从那天起，她的故事便由苍凉的悲剧转为温暖的童话：4年前，她还是一个在寒冷的窄巷里啼哭的孤儿；如今，她已成长为一个明媚快乐的小女孩。
这个童话的缔造者不是明星、巨富，甚至够不上中产，他们是生活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杰里米·斯特里克兰夫妇。2012年7月，他们开始办理领养手续，当时，他们的积蓄仅有100美元。
杰里米因慢性头疼已从美国空军病退，妻子拉卡莎则刚刚辞职。从常理来说，领养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孩子显然不是他们下一步该做的。但这对笃信上帝的夫妻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上帝希望他们这样做。拉卡莎说：“主将领养的念头放到我们心里，主激起我们的渴望，于是我们开始寻觅这样的机会。”
从中国领养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费用最高可达3万美元，包括文书工作、翻译和旅行费用。而抚养这样一个孩子，哪怕在美国，其费用也相当可观。于是，他们不只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还发起了一场运动。
拎着桶筹款
2012年10月，杰里米夫妇发起了“带贝拉宝宝到美国”的活动。他们不但请来家人、朋友、教友帮忙募捐，而且开始想其他一切可能的办法。他们在当地沃尔玛停车场支起帐篷售卖T恤，衣服上印着：“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雅各书》1:27）他们在教堂午餐会上卖出了260盘“鸡肉奶酪意大利面”，筹集到2500美元。他们甚至拎着桶，举着贝拉的海报，站在红绿灯下筹集善款……
拉卡莎在博文《从上帝的口袋领养宝宝》中写道：“这就是传教！上帝借着这个孩子为我们提供了与陌生人谈论他的机会，还有他做过且仍将继续做事的方式。”
他们奇迹般地收到了一笔3110美元的无名汇款。同时，一位姻亲向人借了4000美元来帮助他们。他们去银行办理房屋再贷款时，一位银行职员主动为他们排除了各种办理障碍。
最终，他们筹到了资金，但“甜甜圈宝宝”仍在上海一家孤儿院以蒋新倩的名字生活着。杰里米夫妇给她起了一个英文名——贝拉·克莱尔。
早在贝拉到达路易斯安那州以前，她就已经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她在孤儿院过2岁生日的当天，杰里米一家照了一张全家福，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个甜甜圈，象征着他们与甜甜圈宝宝的亲情关系。那一年，他们家的圣诞合影上有拉卡莎、杰里米、他们的儿子佩顿和贝拉的照片。
在飞往上海前，拉卡莎特意把头发染成黑色，她认为这样一来，贝拉就不会对她的样子太过惊奇——因为在中国，几乎每个人的头发都是乌黑的。
2013年5月，贝拉最终被移交给杰里米夫妇时，她已经2岁半了。她眼中有白内障，脚趾上有蹼膜，脸颊中央有明显的伤痕，胸腔上有初期心脏修复手术留下的船首状突起，但杰里米一家人却将她看为可爱的宝贝，为她着迷得不得了。
慈善的味道
从贝拉被收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慈善本质上是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慈善绝不是富人的专利，更不是用来作秀的游戏，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所能，甚至超出所能表达和给予爱与怜悯。
不过，对于施予者来说，需要警惕的是：施予者容易以救赎者自居，产生高人一等的道德优越感，也有可能以此作为积善的手段。这样的心态与行为是真慈善的死敌。也许，最能够帮助施予者避免落入假慈善圈套的，是基督教义对我们的提醒：所有人都是罪人，是上帝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来拯救众人。因此，人能行善，是因为上帝的爱的激励；人能行善而不至于因此为傲，是因为行善者本身也是需要被上帝怜悯的罪人。
这，才是慈善真正的味道。
作者为OC记者，现住中国，从事企业管理工作。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