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本刊编辑部邀请了一些学者、作家和专业人员，畅谈“耶稣与当代中国人”。他们当中，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有来自大陆的，也有来自台湾的；有文科的，也有理工的，还有艺术家，神学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饶有兴味，相信读者会有所启发。
文／蔡越整理
赖洪毅（来自广州，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生）：我以为耶稣能够满足当代中国人的心灵需要。首先，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传统文代中的精华部分，比如讲求道德、重视礼貌，都丧失了。中国人内心依赖的传统价值已不复存在。其次，近年来，西方物质文明很快地侵入了大陆，很多中国人眼中只看到了汽车、洋房、高消费，却没有看到西方的精神文明部分，如信仰上帝、讲求人与人之间的爱等等。这就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现象，人之间有利可图才能成为朋友，甚至连夫妻关系都不稳定，有钱就去包“二奶”。
耶稣在海内外华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意识到，物质虽然重要，却不是唯一的和可靠的，信仰才是维持一个民族的支柱。随着对西方文明认识的加深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发现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既有相同处，又有互补性。两种文化都要求个人要服从“大”的需要，即天意和社会；而儒教的缺点是强调爱“小”，爱家庭、爱朋友。基督教文化恰可弥补这一点。它的爱，源于上帝的爱，适用于整个人世间，适用于全社会。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会持续下去，并扩展得很快，但从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看，我认为前景有限。一是因为其它宗教，如佛教、道教，在中国已根深蒂固，成为阻碍的势力；二是因为中国人接受宗教时功利观念很重，而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功利的宗教。我常听到信教的人分享见证时，强调信教带来的好处，如病愈、收入增加等，很少谈及灵魂，达不到基督教的高层精神境界。三是政府控制得很严，除非向政府登记，在大陆传道只能是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形式。
倪振民（来自北京，尔湾加州大学医学研究员）：我刚从大陆回来，感触颇深，觉得大陆现在格外需要基督教信仰。现在的大陆人，喝着“蓝带”，看着“黄带”，搂着“下一代”。“蓝带”（Blue Ribbon）是美国不算好的啤酒，中国人却以能喝到为荣；“下一代”则是指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孩子……这些是什么造成的呢？虽说与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冲击有很大关系；不过看台湾，也好不到哪儿去。什么“金权政治”、“流氓市长”、“杀人议长”……让人不禁问：中国人到底怎么了？
陈惠琬（来自台湾，专业作家）：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西方世界也一样。如果认为道德的堕落完全是由于政治造成的，那就看看美国吧。美国是民主国家，没有政治压迫，可是在黑人区每天都听到警车声。当有人在停车场上喊“救命”时，常常连探出去管的人都没有。看来政治只是造成道德问题的一个原因，个人主义的侵蚀来得严重得多。
倪振民：我也这样认为。政治冲击的确只是一个方面。从中国回来后，我觉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确很需要基督教，否则，人们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
但是，基督教从唐朝起传入中国，从一开始就受到抗拒。1949年以前，中国一度出现过很多基督徒，例如从美国归国的化学博士宋尚节，在中国布道，成绩斐然，轰动一时。但共产党一来，封的封，关的关，并逼他们悔过。有名的基督徒，如丁光训，跟从了共产党；王明道呢，被关在监狱中，写了悔过书。后来想想觉得不该悔过，又回到监狱去说：“我不悔过了。”于是接着坐监狱……总之，基督教被连根拔了。现在大陆的教会，受到的限制仍很严，如果公安部门发现去教会的人多了，就把教会的负责人叫去问话。也不必多问什么，老百姓就会被吓得说：“看，又被公安局叫去啦……”可见今天最影响基督教发展的，是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
现在回大陆去，带本黄色杂志，当局未必在乎；如果带的是宗教书，则会受到特别注意……
陈惠琬：你说的“宗教”是指哪一类？单独指基督教吗？
倪振民：是的。佛教形式比较松散。而基督教要传道、集会，形成一种势力，特别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
陈惠琬：那么佛教在大陆是不是基督教发展的严重障碍呢？
陈宗清（来自台湾，洛杉矶灵粮堂牧师）：没有像台湾那么严重。台湾的佛教太组织化、系统化了。
赖洪毅：国民党对台湾的宗教一直没有什么限制，共产党就不同了。宗教团体现在虽然可以活动，却不能公开宣传，不能登报。
的排斥比过去小了，但如果当局继续压制，基督教是无法传播的。如果以后政治宽松了，允许传道，基督教才能在中国真正传播起来。
庄国欧（来自南京，南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我来说几句。耶稣能够满足当代中国人的需要，是因为基督信仰的真理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现在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真理。
我在1990年时曾应邀翻译过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作者在文中说，共产主义国家生活在谎言中。我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抑或是人们曾真诚地相信过，它后来却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谎言，总之，共产主义正在破产，像玻璃墙一样被一块块地打碎。有人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怀疑共产主义，我的怀疑则产生在上大学之后。七十年代末，潘晓的公开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对当时的青年震动很大。人们对共产主义信仰开始怀疑时，对基督教信仰的需要就产生了。还有一部小说叫《晚霞消失的时候》，书中的女主人翁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她既救共产党的人，也救国民党的人，完全超越了阶级和斗争。那时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所谓的政治优势完全臣服在另一个更高的精神力量之下。我很感激“痞子文学”作家王朔，他将我们以前误以为神圣的东西统统调侃。
我在认识基教的过程中，还读过一些书，比如Karl Barth（新正统派神学家）曾在铁幕时代反对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对抗共产主义国家，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试图利用自己的力量超越自身。一个信教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使我震惊。后来又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基督教不是换下你的眼镜，使你盲目，而是为你加一副镜片，使你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些都使我看到了基督教有一种真实的、真理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最需要的。多年前，毛泽东说过要向西方寻求真理，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再向西方寻找，我找到的真理就是基督教信仰。
我觉得要推动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从1840年改良运动到后来引进共产主义，都是知识分子做的事。知识分子在寻找真理时最迫切，在接受信仰方面也最顽固。当知识分子认为能在基督教中找到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有过一句话：“我向这个世界投去我神性的诅咒！”从马克思的宗教背景和他对社会中恶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这两种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地对立，如果我们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切合点，可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吸引力。
陈宗清：从大陆来的人，都经历过不少政治运动，产生不少的心灵创伤。基督教很容易满足心灵受过伤的人，因为基督教信仰有两方面：一是伤痕，二是荣耀；即一是受苦，二是祝福。受过伤的人特别容易认同十字架。
刚才有几位谈到基督教在大陆发展的时机问题。什么是基督教最易发展的时期呢？我倒认为，未必是在政治上最民主、可以自由传道的时候。因为完全的自由民主，使得外面的世界诱惑太大，人们选择基督教的机率反而小。以台湾为例，政治一直在走向民主，基督徒的比例反而在下降。又如美国，基督教最兴盛的时期不是现在，而是二百年前的殖民地时代，人们受到政治和宗教压迫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无数的政治运动中，上帝一直在耕耘，让中国人的心成为真空，成为接受福音的沃土。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信仰有很多共同点，如强调无我、强调大同。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人，当他们发现了真正的真理，感受到在共产主义信仰中体会不到的笃实、平安和满足感后，他们会很快改变原有的信仰。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信主后的大陆知识分子特别有抱负。他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国家、民族和同胞。我认识一名教授，他信主后，马上就向亲友传福音，而且回大陆参加家庭教会。
谈妮（来自台湾，《海外校园》编委）：我的公公就是这样的。曾有一位牧师向我的公公传福音。我的公公说：“我一生忠党爱国，我即使祷告也是为国家祷告……”这就是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强调大我，不强调小我。
陈惠琬：我刚才所听到的，似乎是说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不是出于个人需要，而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目的。其实信仰是很个人的，用它来做为救国的工具是做不到的。如果强调救国，就会把基督教变得很功利，与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没有差别。我很喜欢几年前台湾教会提出的一句口号“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这希望是完全个人的。
张晨歌（来自北京，国际神学院硕士生）：刚才陈牧师讲到基督教传播的契机问题，使我想到了一个例子。二战之后，日本人一度生活在苦难里。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派传教士去日本，但当时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这段时间过后，日本经济起飞，福音就很难再传进去了。如果中国也出现这种情况，会非常可怕。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人生观、价值观还没形成，就已被卷入经济大潮，进入都市化的生活 都市化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悲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商品性的，情感关系越来越少。年轻人是用眼睛学西方的，看西方人穿牛仔裤、开好车，却不是用脑子学，没有从文化领域中领悟到什么。
夏训智（来自湖北，画家，国际神学院硕士生）：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圣经文化，基督教一定会披上民族文化的外衣。任何圣经文化的骨头都包含民族文化的血肉。美国如此，犹太人如此，而在中国，就更需要知识分子努力，把基督教变成支撑我们民族文化内涵的柱子。
陆泰玮（来自安徽，物理光学公司研究员）：《圣经》上说，真理使人自由。以前的中国人追求真理，现在一心追求自由。有人说，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的人，本来已得到了自由，再投入教会，不是又投入束缚中、又不自由了吗？我有一个同学，最不喜欢束缚。有一天带着我们驶车外出，不遵守停车标志，结果被撞得飞出车外。可见只有当人们遵守真理时，才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不追求真理的人就一定会相信谎言，放纵自己，被谎言所控制，就像一些嗜赌的人不能控制自己一样，心灵反而更不自由。
远志明（来自北京，本刊编辑、研究员）：共产主义、儒家文化都在教人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却在历史上行不通。基督教虽有一部分与这两种文化相像，有一点却绝对不同 基督教信的是一个活的神，而不是教条。遵从一种教条，会让人骄傲，认为自己有能力遵守。比如当年“文革”中我帮一个老太太打水后，就曾为遵守了毛主席的教导而洋洋自得。而基督教的神，是活的，是绝对的善，我们无论做得多好，在祂面前也只能谦卑、恭敬。《圣经》是祂的作品，我们读着祂的书，每天和祂交流、对话，并在祂的面前无处可逃，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两千年里有生命力的原因。
苏文峰（来自台湾，本刊主编）：讲到教条，耶稣基督在世时，祂最常对付的，就是犹太教法利赛人的教规、传统。祂颁布天国的律法，以山上宝训来更新摩西的律法。祂带来个人生命的改变和中华民族灵魂更新的契机。
基督教历史中有很多黑暗、腐败，也会僵化、教条化，包括海外华人教会，不过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也已经有了很多形式和传统。但是不要怕这些，因为永活的耶稣赐给人的新生命能使我们随时更新。这就是生命之道，也是耶稣带给当代中国人的最大盼望。
何捷明（来自广州，画家，国际神学院硕士生）：我最近刚刚回大陆，现在大陆教会的情况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比如有以宗教情绪代替真理的，有的教会只听从某一个人的话，所以亟需很多信仰坚定的人来帮助。当艺术走向后现代主义，人的思想也进入后现代主义的状态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政治制度、文化状态，都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那种军阀时期登高一呼，就可以像冯玉祥一样，用水龙头替几千人施洗的情景是不会出现的。
陈联松（来自北京，南加州大学分子生物学中心研究员）：要改变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打破知识分子的“科学是万能的”观念，懂得人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有限的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理解无限，除非无限启示自己。
很多人对进化论深信不疑，其实他们对进化论并不十分了解。进化论实际上并不能解释生命的起源，真正的生命源于上帝。
我们这些在海外信主的知识分子，有责任选择一批文化、科学方面的西方作品，翻译后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例如我们学医的，就可以以人死而复生并亲口描述灵魂离开肉体的现代医学事例，证明人确实有灵魂，并提醒人们要及早地为自己的灵魂负责。
刘良淑（来自台湾，洛杉矶灵粮堂师母）：基督教使人们在爱中团结起来，在生活中彼此关爱，在爱中重新塑造人际关系，这正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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