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焦虑是我们一生中无法避免的。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情绪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焦虑也帮助我们体察到自己内心深处对某种“稳定和满足”的追求。
撰文/陈恩加
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当手机放在口袋里，时不时会感觉好像有人给你发微信或打电话。于是拿出手机，却发现锁屏界面没有显示任何通知。笔者曾经历过这种错觉，于是特意查了一下，发现原来这是许多人的通病，专业术语称之为“幻觉震动综合症”（Phantom Vibration Syndrome，PVS）。这是一种科技产品带给人类独有的现象。有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触碰焦虑”（attachment anxiety），焦虑程度越高就越渴望通过触摸来获得一种稳定感。[1]
小到因无法接触到手机而产生的幻觉，大到对失业、大龄未婚、鸡娃，甚至身患绝症的担忧，焦虑让我们感到虚弱、疲劳和疼痛。与“触碰焦虑”类似，许多人将焦虑归咎于自己还未“触碰”到一种（世俗意义上）的稳定感。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焦虑这个时代病？
正视焦虑
面对焦虑，有人第一反应是害怕和逃避，就像学生时代每当大考临近，有的孩子就会因为没复习到位，或者本身成绩就差而感到焦虑，但是他们又会通过打游戏、打球等方式，逃避现实和情绪。眼前的焦虑看似解决了，但是成绩出来后又会产生新一波的焦虑。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每次面对焦虑就选择逃避，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会形成一种“负面强化”，增加了下一次再次选择逃避的概率：逃避当前的焦虑能让你的担心不会发生，从而带来短暂的安适。这一负反馈行为模式便很容易不断出现在你后续的抉择中——“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久而久之这种行为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你会花费大量精力在“如何逃避当前焦虑”上，而非“如何解决当前焦虑”。
遇到焦虑，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视并试着挑战它。医学工作者Susan Biali Haas M.D.曾打了个比方：杏仁核往往被认为是恐惧的中心，如果面对焦虑选择逃避，那么就错过了一次让大脑中杏仁核熟悉（habituate）所惧怕之事物的机会。相反我们可以选择“教导”杏仁核不需要过度恐惧，就好像说服一个孩子床底下没有怪物一样，单凭嘴上安抚是没有用的，必须让那个孩子亲身经历以获得一种正向的体验。[2]
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掌控令我们感到焦虑的事物，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感受，并聚焦在正向的行动上——可以有焦虑的情绪，但不必被其奴役。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眼前的困境，努力找到解决办法，成为行动的主人。即使你最终没能解决焦虑所指向的现实问题，但仍会有所收获——逐渐习惯以处事不惊的心态和深思熟虑的对策来面对“幸福和稳妥不是人生常态”这一现实。
焦虑的根源
焦虑的根源之一便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追寻。20世纪的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发表了一首题为《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的长诗。奥登的诗歌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这首描写二战后西方世界精神状态的诗歌，其中提到四名美国年轻人来到酒吧喝酒，他们本以为战争阴云的离去和眼前的杯盏能够为他们带来欢乐和光明，却发现身处日益高度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时代，自己正处在另一种形态的阴霾之下，感到孤独、无聊、无法体会爱与被爱、失去了个体的价值。
或许奥登想表达的是，不管处于什么年代，人类由于会不停追问哲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由此产生焦虑和迷惘。正如奥登在诗中借用年轻人之口说出：“我们不停交谈，没完没了，但仍旧孤独，活着却孤独，归乡——何处？像无根的野草。”这也是为何身为基督徒的奥登同时也十分钟情于存在主义思想的原因。[3]如果不清楚终极意义上自身存在的价值，那又何谈具象层面上的生活？
其次，人的自由意志加上可选择空间的愈发扩充，很大程度造就了焦虑。前面提到的存在主义哲学中，“畏”（angst）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与生物因受到外源性刺激而产生的恐惧不同，指的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不仅是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更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行动，因为人类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法国哲学家萨特则把angst形容为一种“晕眩”（vertigo）：当你走在悬崖边上的时候，angst不仅仅是对可能失足的一种惧怕，它更是一种意识——发现没有什么能阻止可能发生的失足或莽撞的行动。换句话说，每次来到悬崖边上时你都不得不面对同一种“选择失足的自由”。[4]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选择也越发多样。笔者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住在高校分配的教工宿舍里，那时即使是大学老师条件也很一般，养育孩子也没什么太多可选择的。反观现在，生活条件和育儿观念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却也带来了“什么时候能买更大的房子”“给孩子报哪个兴趣班”“孩子是在国内还是出国发展”等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焦虑。
最后，优绩制（meritocracy）的流行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优绩制有其两面性：正面看它打破了传统上的世袭制，让普通人不再靠出身而是靠奋斗和才干得以发展；反面来看，它仍然对人进行了区分——聪明能干的和愚蠢平庸的。优绩制体系下的赢家虽然赢得了当下的“胜利”，但也免不了“如何能让下一代也成为赢家”的焦虑。正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的焦虑》中所表达的那样，现代社会里仅仅忠诚地维系自己的身份（父亲、儿女）和本职工作是不够的，你还必须靠努力拼搏来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获得尊重、认同和成功，而这个目标一旦无法达到时，便会陷入自我怀疑和愤世嫉俗中。
唯一的出路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焦虑是我们一生中无法避免的。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情绪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焦虑也帮助我们体察到自己内心深处对某种“稳定和满足”的追求，只不过私欲常将我们引向了错误的轨道，去追逐一种“心理上的确定性”而不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确定性”。前者注重感受，后者注重基于事实的信念。从这个角度看，焦虑的真正出路并非找到解决眼前所有焦虑的具体方法来平复心情，而是找到一种救赎意义上的确信，认识到这个世界真的有“诗与远方”在等待着自己。即使我们现在焦虑、沮丧，但我们终有一天要到达那里，品尝再也没有忧虑的生活。
基督信仰则给出了这样的承诺，耶稣应允我们他正在准备这样的“诗与远方”，那里再也没有焦虑。为什么他的话可信？因为耶稣也曾像我们一样焦虑过——他在即将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曾焦急地像父神祷告，希望能挪走即将到来的苦难，而即便如此，他最终仍选择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希伯来书》说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且凡事受过试探（参《希伯来书》4:15），其中就包括焦虑。
基督徒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也会遭遇学业、工作、收入、住房、育儿等各种焦虑，甚至会因为信仰受到种种逼迫，但这些都无法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经历了焦虑甚至死亡的耶稣基督，最终复活，践踏死亡的毒钩，并且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归处。这是上帝无条件的爱，也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注：
[1] Kruger DJ, Djerf JM. High Ringxiety: Attachment Anxiety Predicts Experiences of Phantom Cell Phone Ringing. Cyberpsychol Behav Soc Netw. 2016 Jan;19(1):56-9.
[2] Help for Anxiety: Facing Your Fears Will Heal Your Brain，
[3] 奥登与基督教的关系可参见Arthur Kirsch所著Auden and Christianity
[4] 参见New Philosopher杂志第36期中的短文：Existential An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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