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于深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个体，从小被教导要爱国，但却忽略了，宏观的国家是由具体的个体所组成，换言之，如果不爱身边具体的人，又如何去爱宏观的国家呢？本文作者经历了思想的迷失与更新，而在成长中，基督福音使他以更开阔、独立的视野审视当下的议题。当然，本刊无意为此议题背书或表达政治立场，但却深切相信，基督福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跨越种族和国界，不仅温润个体的生命，也能拆毁许多隔断的墙，带来真正的和解与出路。

“我一生中从未‘爱过’任何一个国家或集体——不管是德国、法国、美国，还是工人阶级……事实上，我只爱我的朋友，除此之外，我无法爱任何其他事物。”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致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

“你们美国的总统为什么……”（2005年夏天，中国某小城）

2005年炎夏的一个晚上，坐在家乡教会大堂右后排的长木椅上，我鼓起勇气，举起了提问的手。

“你们美国的总统为什么阻止我们收复台湾？！”

极不友善的问题，抛给了从美国来该小城担任义工的几位美国年轻人。

我并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我只是将教科书上的内容转化为一条自以为是的问题。

是的，我对台湾有限的认知，全部来源于高中历史教科书。我的家中没有任何一本关于台湾的书。连接信息世界的数码设备对我而言还是奢侈品。那时，我没有电脑，智能手机才刚刚浮出水面，iPhone要两年后才出现。当时我拥有的第一部手机只能发信息和打电话，更别提连接互联网了。

其实，我对高中教导的历史课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不知道中美对台的关系要追溯到国共内战、冷战与韩战的细节。我不知道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之后，美国一改对台政策，两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命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护国民党退据的台湾不受攻击。我不知道台湾某要人曾私下表达过的观点，即韩战是“国民党的西安事变”，“意思是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韩战救了国民党”。[2]

我不知道半个世纪之后，要认识美国“为什么阻止”，必须探讨背后涉及到的复杂历史脉络、区域战略、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我不知道，我的问题中的那个集合名词“我们”，是建构和想象的产物。我不知道，所谓“收复”意味着什么，以及凭什么。我当然更不知道“台湾”——“台湾”对当时的我而言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概念。我从未去过那里，也从不认识任何住在那里的人。

彼时，我只是一个自以为站在正义一边的高中毕业生，问出一条政治正确的问题，却从未想过自己的脑袋早已成为被别人灌输思想的跑马场。

我已经不记得那几位美国年轻人如何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如何回答的，也不重要。我压根没有想要得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重要的是义正词严，哪怕义正词严的背后是——无知。

当时，“小粉红”这个词还未出现。

不过，我这个“线下小粉红”，就在那场问答会后几天，信了耶稣。

“飞弹炸的会是我的家人朋友啊！”（2011年夏天，中国某城市）

我与“台湾”的真正相遇，要到6年以后。在这几年之中，我的生命也并非与台湾毫无交集。2007年夏天，某教会邀请了来自台湾的著名牧师担任大学生布道会和培灵会的讲员。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位台湾人。除了该牧师的个人见证之外，我只记得他在台上兴奋地展望如果马英九来年当选总统，就可以如何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不过，这与我个人似乎没有什么相干。

真正对我生命有影响的相遇，发生在2011年，来自一位博士生师兄。师兄来自台湾南部，入选了两岸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的计划。他开朗，常常喜欢开玩笑，在同一个学院读研究生的同学都很喜欢他。

两岸师兄弟聚在一起，偶尔聊起敏感话题。一次，师兄和我说起不久前与一位师弟聊天的经历。那位同学平时温和，但聊到两岸议题时，却在师兄面前若无其事地说：“和平统一不行的话，到时候飞几颗飞弹过去。”

“但是……飞弹炸的会是我的家人朋友啊！”师兄脸色凝重，呼吸加速。

我愣住了。虽然那位同学的话不是从我的口中出来的，但6年前我说的“收复”所表达的言下之意，与他说的有什么不同？

我未曾想过，“收复”可能意味着师兄会失去所爱的人，包括他的太太以及后来他们好不容易才有的宝宝。我仿佛看到硝烟弥漫，听到炮火下母亲与婴儿的哭泣，以及父亲的哀嚎。

台湾，不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地理名词。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台湾是家人和朋友赖以生存、彼此相爱的地方。

那一年，我还需要努力想一想，才能在脑海中分清蓝色和绿色各自代表哪个阵营。

但是，至少，我不会再问6年前的那个问题了。

“马礼逊可不是第一个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2014年夏天，香港）

告别了师兄，我来到香港读神学，却意想不到在香港一次次与“台湾”再相遇。

台湾某神学院的骆老师及其夫人，教我如何在讲台上诵读圣经。

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的Z博士，帮我更好地理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国家认同如何从“大中华胶”转变为“台独分子”。我也第一次经历在学术研讨会上，一名语带激动的上海教授质问Z博士是否支持台湾独立。

在美国任教的叶牧师，教我如何从“效应史”的角度诠释福音书。

我在香港就读期间，也渐渐在台湾的历史学和宗教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像中国大陆的期刊编辑，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台湾期刊编辑都会积极、友好地回答我的问题，让我感觉自己虽然不是知名学者，也是有尊严的。至少，我知道发出的邮件有人会读、会回。

对我有长远影响的一个与台湾有关的重要洞见，是2014年夏天，在中国南方某高校工作的一位美国学者在香港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到的观点。

这位学者语带讽刺地说：“如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礼逊可不是第一个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

该学者未必认同这里的前提，但是他想要挑战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看似不证自明的共识：马礼逊于1807年从英国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澳门和广州，标志着新教进入中国的开始。

但是，如果以1624年荷兰传教士Michiel Theodori短暂来到福尔摩沙作为开始的话[3]，那么新教进入“中国”比上述共识所认定的时间就要早近两百年。

不过，我也开始知道，如今很多台湾基督徒并不在乎我关心的这个问题。他们需要的是建立台湾基督教的身份主体性。所以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2024年是“福音来台”400周年的日子。

我也开始知道，历史分期从哪个点开始，原来并不是客观中立、不证自明的。台湾基督徒因着国族身份认同的差异，便有了重新书写自己过去的渴望。

在与台湾的相遇中，我知道了历史研究者须时时追问记忆的主体：是谁在记忆？

“在狮子拥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之前，狩猎史歌颂的永远只是猎人。”一句非洲谚语如是说。

我与我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渐行渐远。

“早安！”（2015年夏天，台湾）

终于，我在地理意义上与台湾相遇了。

2015年夏天，我受邀参加台湾某大学的暑期研修班。为了预备自己第一次赴台，我开始读台湾政治史和基督教在台湾的历史。在飞往桃园国际机场的航班上，我读完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个礼拜后，一位台湾牧师在和我的闲谈中批评《大江大海》，说齐邦媛的《巨流河》更好。

后来，《巨流河》和描述中华民国空军的纪录片《冲天》成为我教书用的必备文本。

不过，在地的相遇对于我最重要的意义是，我的生命视野被一位又一位台湾人的故事扩展了。台湾远不再是空洞的地理概念。它绝非玫瑰色的桃源，但它与我生长的地方一样，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一代又一代人的爱与恨、美丽与哀愁。

这些有温度的故事，我的耳朵怎么也听不够。

在桃园国际机场接我的司机告诉我，他来自湖南岳阳的父亲在12岁时被抓当兵，来到了台北。

在台北一间国语教会礼拜后聚餐，一位福州籍姐妹告诉我，她的父亲作为闽江轮船公司的员工，在1947年左右去台湾玩，觉得这地方不错，找到工作，就和太太留了下来。

另一位来自北平——对，她用的词还是“北平”——的姐妹告诉我，当年她当官的父亲如何带着只有1岁的她逃到台湾。但是她上面还有兄姐，没能一起离开。

我也结识了来自中原大学的基督徒学者、来自国立政治大学的弟兄和基督徒学者，拜会了中研院史语所和民族所、国立台湾大学以及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基督徒学者。每一位我想拜会的台湾学者，都十分爽快地答应相见。

还有两次，我在台北一位牧师的办公室里“茶经”——边喝茶，边吹水（聊天）一下午。

台湾一天的开始，我听到的不再是中国大陆的“早上好”，不再是香港的“早晨”，而是“早安”。我也学着说“和”（hàn）与“法（fà）国”。不知为何，我觉得分外亲切。

除了视觉和听觉之外，我的味觉也具体化了曾经抽象的台湾：半糖少冰的珍珠奶茶，夜市的豆腐花和沙冰，以及中正纪念馆站附近的福州面线和鱼丸。

还有触觉。一天夜里，我坐在一位弟兄的机车后座上，从中坜火车站回到酒店，暴雨湿透了我的全身。那场暴雨，与我在家乡教会大堂右后排的长木椅上发出的质问，正好相隔10年。

与台湾朋友相遇、说“你”的每一个时刻，都让我成为一个更加真实的“我”。

与汉娜·阿伦特不同，我在年轻时曾“爱过”一个国家。但是现在，我愿意和她一同说：“我只爱我的朋友。”

注：

[1] Hannah Arendt to Gershom Scholem, July 20, 1963,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Hannah Arendt and Gershom Scholem, ed. Anthony David and Marie Lu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206.

[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758。

[3]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Island (London: Kegan Paul, 1903), 78.

作者资料夹

从厌恶历史的无神论高中生转变为以历史为志业的基督徒学者，东西南北之人，处处无家处处家。

（本文首发《海外校园》1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