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鸣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出生，由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CCR5）经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
这一消息迅速激起轩然大波，震动了中国和世界。
那么，基因编辑究竟是“阿拉丁神灯”，还是“潘多拉之盒”？在自我编辑之路中，人类将走向何方？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各界纷纷表态：有人觉得是创新、创举，但更多的是坚决反对。
仅仅在傍晚，“知识分子”微博发布122名科学家联合声明，强烈谴责“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表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他们对此坚决反对！直接进行人体试验，只能用疯狂形容。
也有不少专家站出来发声，称这不理智，不合伦理，美国和发达国家政府都不支持基因编辑用于人体试验。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表示，“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的，不伦理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的CCR5是可以完全缺失的。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是重要的，CCR5编辑不能保证100%不出错之前，是不可以用于人的。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可以生个健康的孩子，根本无需进行CCR5编辑。”
2018年11月26日晚，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陆续发声，对贺建奎所做的实验进行谴责，或者表达保留意见。他们的理由大体可以总结为：
一，艾滋病的防范已有多种成熟办法，而这次基因修改使两个孩子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这次实验使人类面临风险，因为被修改的基因将通过两个孩子最终融入人类的基因池；
三，这次实验粗暴地突破了科学应有的伦理程序，在程序上无法接受。
善行抑或暴力
在早先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贺建奎就曾表示，“我感觉自己有很重大的责任，不仅是促成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而且要让她成为一个榜样。”
但事实则令这个榜样的宣称，注定成为泡影。因为基因编辑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正如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济大学丽丰再生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高正良所说的，“基因编辑之所以未被大力推广，主要原因在于医学界还无法预知其潜在的危害性，技术层面还不成熟。诸如后续可能引起的基因重组、脱靶效应、基因组突变、患病敏感性提升等问题，目前尚无法解决。”这番话与此前百余名科学家所宣称的如出一辙：“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次的双胞胎里，至少有一个没有完全编辑成功，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没有获得真正的抗性。没有抗性，却还要遭受编辑过程以及脱靶的风险，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和残忍的暴力行为。但可怕的是，哪怕编辑成功，也依然无法保证完全免疫HIV，而仅仅是获得了90%免疫HIV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没有CCR5基因，HIV病毒还有其他途径进入细胞造成感染。
更重要的是，CCR5基因的功能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目前科学家对CCR5蛋白介导在HIV病毒进入细胞方面的作用有较多了解，但对CCR5的其他作用却知之甚少。而就在2019年6月3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asmus Nielsen及Xinzhu Wei在顶级医学期刊Nature Medicine杂志发表了题为：CCR5-32 is deleterious in the homozygous state in human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发现对于CCR5基因缺失的人死亡率增加21％，表明贺建奎进行的基因编辑婴儿，死亡率增加，预期寿命会缩短。这种责任根本不是贺建奎能负担得起的。
如果说只是为了避免孩子感染HIV，运用现代成熟的洗精加阻断技术，就可以做到近100％地避免孩子遗传艾滋病，母亲和孩子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感染的风险。
很不幸，贺建奎的选择既是违法违规的，又完全没有必要。正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物伦理学教授Alta Char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的，“这一实验是误导的，过早的，不必要的，而且基本上是无用的。”而美国知名药物专家Derek Lowe也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的博客上发表了评论文章。他认为，事情比想象的更糟糕。Lowe建议再加上一条“犯罪的”，因为父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告知他们这是一个HIV疫苗研究项目。Lowe认为，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显然还不适合临床使用。继续这个实验代表着鲁莽、危险和傲慢无比。
当底线被突破
在人类辅助医学政策最为宽松的英国，也仅仅是允许医学界对人类卵子细胞的线粒体进行移植。因为这会给出生的孩子带来伦理错乱，孩子有一个父亲，两个遗传上的母亲。
对辅助生殖技术很宽松的美国西部（加州），也仅仅是给不孕夫妻提供金发碧眼的孩子胚胎提供选择，但绝不是改造。
贺建奎一次次的“创举”，既没有必要，也看不到任何科研的突破。如果有突破，那就是底线的突破，而这样的突破对人类是非常危险的。
擅自对人类基因进行编辑，终有一天人将不人。或许有人会说，这种说法危言耸听，更何况基因的改变，只是少数当中的少数，最终改动的基因会淹没在人类基因池中，归于无有。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除了基因编辑技术，目前还存在另外一种技术：基因驱动技术。有人曾做过实验：研究者把两只抗疟疾红眼蚊子放入一个有30只普通白眼蚊子的盒子中，让它们自由繁殖。两代繁殖之后，培养了3800个“子二代”。接下来是令人震惊的部分：如果一开始只有两只红眼蚊子，30只白眼蚊子，它们自由繁殖的后代大多数应该是白眼。然而当打开盒子，3800只蚊子全部都是红眼。原因就在于使用了基因驱动技术。而更可怕的是，这种技术基本上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实验室都可以做到。本科生就可以做到，甚至有天赋的高中生在有设备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因编辑不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稍有不慎，将会给人类带来毁灭的大事。
而事实上，贺建奎已经开了一个不良的先河。2019年6月10日，Nature报道：一个名叫Denis Rebrikov的俄罗斯科学家，已经开始追随贺建奎的脚步，计划创造更多的基因编辑婴儿。
人心的疯狂，到底将要把自己带向何方？一旦人类基因池一遍遍刷新后，人还是人吗？
科技应荣耀上帝
人心应该有所敬畏，否则，一切将如神学家宣信牧师所说的：“聪明假如没有道德和敬畏上帝，爱慕上帝的心来保持均衡，便成为我们的咒诅。”
从圣经中，可以知道充满设计的基因，是上帝智慧的创造。然而在罪恶的玷污下，基因已经不复最初那样完美。倘若科学技术的应用，并非为了自我的膨胀，而仅仅是为了彰显那位造物主的荣耀，科技将是荣神益人的工具；反之，若是任意而行，只怕终有一天，科技将成为利刃，在失焦当中，渐渐刺向自己。
科技，并非怪兽，它仅是一个没有善恶的工具。科技，同样可以用来服侍上帝。
医学博士、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弗朗西斯·S.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说：“生命原来是如此的美仑美奂！DNA数码雅致得令人心旷神怡！生物的组成部分是何等的美感悦目，真是一种高贵的艺术享受，举凡翻译核酸成为蛋白质的核糖体，毛毛虫到花蝴蝶的蜕变，吸引配偶的孔雀开屏！……对信仰上帝的人，现在有理由不是更少、乃是更多地叹为观止。”
他是现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因主导全球人类基因组计划并破译人类第一幅基因组草图，而被誉为20世纪末医学遗传学领域最为重要的、最具天赋的人物之一。随后他又被美国政府授予科学家最高荣誉“国家科学奖章”。他还说：“每当人类基因组有新发现时，我体会一种敬畏的感受，觉悟到人类如今明白了从前只有上帝知道的事。这是一种感人至深的情怀，它帮助我欣赏生命的属灵层面，也使得从事科学收益更丰。好多科学家不去发掘他们属灵的感受，他们真不知所失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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