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行动

 

 

 

从电脑网路上看到冬雨《评戴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吗？〉》一文，我想做一点回应。

我赞成冬雨“必须坦诚面对历史”的主张，不要偏颇，“损害了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努力”。但是冬雨对戴文的批评中，我认为有两方面值得商榷：

一、冬雨认为戴维的这篇文章似乎“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个人阅读戴文后，并无此感觉，只觉得言犹未尽。因为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包括过去四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西方宣教士太多一昧批评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太少从客观的史实介绍传教士对中国的正面贡献。戴文以这么少的字数写这么大的题目，不可能正反面兼顾，只能算“点到为止”，还算不上“跳到另一个极端”。

二、冬雨认为在海外看不到对传教士的错误和“不当行为”有任何批评。事实上西方宣教士自己的检讨和华人教会的评估早已有之。我手边一时没有完整的资料，单从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教授的《福临中华　　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1988年）一书中的第三讲《传教与不平等条约》，已可看到他对这问题的评估：

“1860年后，传教及各种关联的活动和建置，都已成为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合法行为。从短期的角度看，此举无疑是开辟了中国的传教工场，拆除妨碍传教的各种官方的拦阻，福音的大门确实是洞开了。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将传教工作系于不平等条约之上，传教受到政治力量的保护，所造成的祸患及种下的仇恨却又是难以胜数的。它为日后中国教会的生根成长，预留了一块极坏的土壤；基督教始终给国人以洋教的附生的印象，无法嫁接入中国文化中。更不幸的是，它遗下了无穷的口实，让国人误解及指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此等罪状自第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直至第二十世纪末期的今日，仍存在于国人及史家中间。”

1987年5月，当时在美国圣母大学任教的邵玉铭教授曾为魏外扬着，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的《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写导言。该文评介1877年“在华教士福音会议”的一篇宣言时，也认为传教士确实受到当时的西方列强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但是“传教士中固有少数常倚靠外国兵船以维护其传教利益，但是这到底是少数，而且这也都是十九世纪的现象。到了二十世纪，传教士多半站在中国利益立场，他们支持取消不平等条约，支持中国抗战，其贡献史实俱在。”

类似的评述，过去在港、台举办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研讨会或海外华人宣教会议及神学院的中国教会史课程中，经常有人提出，早已成为共识。

邵玉铭总结对传教士的评估时，认为：

“我们不能对传教士要求过苛，他们也只是凡人，并非圣人。而且他们既然生活在西方世界当然难免受到其社会思潮之影响，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他们来中国的主要动机及目的为何，以及其到中国以后的行动如何；只要他们动机大致纯正而行动有益于中国，我们就应给予肯定的评价，否则我们的尺度就有所偏，而用心亦不宽厚矣！”

由于过去在国内时，较少看到对来华传教士的“动机与行动”有“肯定的评价”，因此我建议《海外校园》应多刊登从不同角度、尤其是正面评介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的文章，以便化解误会，并从另一角度为那段时期的历史提供更宽的视野。

 

美国　　史正

 

 

编者注：本刊对冬雨及史正两位读者善意的建议深深感谢，也盼望更多专家学者对中国近代教会历史及当今传教工作的功过得失深入研讨，做为参考和借镜，并可策划将来。本期第23页有一篇研究传教士赈灾工作的论文《博爱惠施》，资料相当丰富，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