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璩
一、从三个热门人物的家庭背景谈起
白宫丑闻案的发生，衬托出三个相关人物的家庭出身和他们的人格表现。
首先是克林顿总统。他出身阿肯色州“希望镇”的一个破碎家庭。一般人“认为”他的生父是布莱特（Bill Blythe）。布氏在娶他母亲维京莉亚以前已经结过四次婚。在布氏之后，维京莉亚又嫁了四次。其中有两次是嫁给克林顿的养父罗杰（Roger Clinton）。这位养父是个酒徒，经常殴打他的母亲。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创伤。他至终没有一个正面的父亲形像，也不愿意向人提起他的童年。
陆文斯基女士（Monica Lewinski）也是出身于一个畸型家庭。他的父亲Bernard是一位癌症科的医生。他们本来住在好莱坞有名的比华丽山庄（Beverly Hills）区的一所160万美元的住宅内。幼时，她和弟弟两人每月的网球学费就是720美元。孩童看顾费每月300美元。他们家每个月花费1800美元在心理治疗上！
陆女士高中时（1987年）她母亲诉请与丈夫离异。原因是丈夫有外遇，而且脾气暴燥。
我们第三个要提到的人是克林顿第一任内的一位亲信助手史特喷那彼拉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史氏是第三代希腊移民。与克林顿一样，他也曾获得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s）的殊荣，在牛津大学进修两年。
史氏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希腊正教的监督。他从小受到正教信仰深刻的薰陶。他虽然主攻政治，却在牛津时花了一年时间研读基督教伦理。他解释说，因为他不但要追求知识（“what”），和了解知识的为用（“how”），他更想要寻求自己追寻知识的原因（“why”）。
陆女在做实习生时也曾经缠上史氏，对他大献慇勤，但他无动于衷。其实还有另一位金发实习生也对史氏穷追不舍。甚至1996年当他离开白宫到纽约定居以后，这位金发小姐还追到纽约。史氏不得不请到法院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不准她靠近他的家门。史氏真是一位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君子人。
这三个人的品格表现竟与他们所受的家教有鲜明的关连性。这岂只是一个巧合？
二、传统家庭受到的挑战
过去卅年来，维系美国道德价值的三大柱石：家庭、学校和教会，都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其中尤以家庭受到的冲击为最大。追本溯源，这卅年来美国社会遇到了四个重大的变革，动摇了家庭的构架和根本。
第一个变革是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这个以争取种族平等为目的的运动，带来了社会普遍的觉醒。但它也带来一种新的态度，就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与价值的容忍。这种容忍竟为下面几个运动起了一种造势的作用。
第二个是“性解放运动”。这个运动随着“嬉皮士”和热门音乐流行全美。它去除了美国传统社会对“婚前性行为”的禁忌，电影和电视的尺度逐渐放宽，社会上色情书报充斥。后来录影带的发明，更是色情工业的一大助手。近五年来万维网的普及也更是开放了一条洪流，让青少年可以自由流览色情网站，灌输他们对两性不正确的伦理观。
这几十年，学校对“性教育”十分认真。问题是老师传授的只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性知识。他们不是教导禁欲而是教导避孕。并且主动提供避孕器材，甚至协助安排堕胎。青少年隐瞒父母去堕胎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许多社会道德拘束的不便之处都一扫而尽。
第三个变革是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女性运动”（Feminist movement）。从正面看，这个运动提高了女性的社会觉醒，帮助他们走出家庭，建立个人事业，并在各样事上争取男女的平权。
这个运动不但改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它也改变了女性对婚姻道德的看法。因为它的道德基础是权利的平等，因此这个运动有很高的战斗性。因为它主张妇女有权主宰自己的身子，任何形式的堕胎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第三期（六个月以后）的胎儿也可以活活的堕下。
到了九十年代“新女性运动”已经变成了上流社会（social elite）的俱乐部。她们许多都是“自我中心”的狂热份子，享受这运动得来的政治果实，轻视家庭的责任。许多女权领袖甚至认为家庭是妨害女性心理成长的制度。认为婚姻不过是男性用来压抑女性的工具，与马克斯的思想不谋而合。
难怪当克林顿丑闻案事发之后，绝大多数的新女性领袖不作一声，甚至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且对克林顿许多性骚扰的传闻，视若无睹。她们对既得的政治利益的关心远比她们“申张正义”和理念的欲望来得强。
第四个大变革是“开放同性恋运动”（gay liberation movement）。这个运动在克林顿上台以后更加热烈。他邀请许多知名的同性恋人士参加他的政府。这个运动解除了几千年来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式受到了肯定，权益得以保障。他们甚至公开游行，庆祝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加州更是领导风气，在州议会蕴酿立法，强制大、中、甚至小学生接受“同性恋婚姻”以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正常的形态的教育。如果这个法律通过，连教会学校也不能幸免，否则面临取消州政府的补助，并且取消其球队参加校际比赛的权利。
去年十月中旬《时代杂志》与CNN电台作了一项电话调查。他们发现今天有45％的人认为同性恋是道德的。在廿年前，只有35％的人如此认为。
我们姑且不去研究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但是公开炫耀并庆祝这种生活方式，并且推动立法，拿纳税人的钱来强制灌输儿童“同性恋是正常的”的作法，却是使很多人倒胃。这才有近来“保护婚姻法案”的呼声。
社会的变革，再加上工作压力的增加，带给今天的家庭极大的危机。美国的离婚率已经从1960年的16％增到1996年的40％。有些地方（像加州）已经升到了50％。
社会的多元性造成道德观和责任感的淡薄、外遇增加、单亲家庭增多、再婚家庭的比率也直线上升。家庭中夫妻、亲子的角色关系也产生相当的混淆。在一个社区凝固力减低的新社会，家庭孤立，毫无后盾与保障的安全网。传统的价值受到极大的威胁。
三、教养子女的危机
家庭角色与价值的混淆不限于西方社会，也在华人社会发生影响。华人第一代移民和他们子女（第二代移民）间有一个文化鸿沟。这个鸿沟不只是代沟，它的严重性常常让青少年的父母措手不及。特别是第一代的奋斗成功，得来的是第二代的懒散。这是许多作父母的无法了解、无法接受的。再有些父母只注重学生课业成绩（例如小留学生），根本不了解亲子相处之道的重要，造成很多悲剧。
其实这种子女教养的困惑也是今天美国社会的通病。去年（1998年）三月间，阿肯色州一个小镇Jonesboro上有两名男孩（一名11岁，一名13岁），因为受到一个女生的拒绝而无法忍受。竟然两人全副武装来到学校，射杀了四位女生和一位老师。
这类儿童干下滔天大罪的例子，近年来层出不穷。并且其中很多并非出在高犯罪区，而是发生在平实的小镇。另外一件是1997年十月份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珍珠镇的惨案。一名16岁的少年路克（Luke Woodham）先用刀干掉了自己的母亲，再开车到学校乱枪扫射，两名女生当场毙命。事后有三位心理医生分别对他作心理测验。他们一致的结论是：路克有“自大狂”倾向。
自大到杀人的地步，这种情形虽然不多，但它触及到了一个教育上的问题。自从六十年代“正面思考”（positive thinking）的学说盛行，这几十年来美国儿童教育都是建立在正面的自我形像（self-esteem）上面。学校里挂着大字的标语“我们为自己鼓掌”，或是“我很了不起，因为……”（让学生自己填空）。
自我形像的建立的确是一件好事，它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但是当它变成教养的万灵丹，过度的称赞反而带来了过度的自我膨胀，甚至无法与现实协调。这就是“自大狂”的成因。这种人对他人的批评非常不能接受。因此一遭挫折就容易暴发不可收拾。
这种自我形像的争论不过是教育子女理念冲突的一端。另外一个常见的争执是体罚。从家喻户晓的史柏克博士（Dr. Benjamin Spock）开始到近来许多教育专家都反对任何形式的体罚。他们认为“打屁股”（spanking）是一种虐待行为，它助长儿童的侵略性。
后来又有另一批教育专家发现，这些研究有许多漏洞。他们发现适当的体罚比起任何其它管教方式来说，都要对孩童有益。这种争论往往也发生在我们家中，我们深受其切身之痛。这种情形严重到一个程度，甚至有些心理学家宣称：“不正确的管教方式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大众健康问题’”！
事实上这些争论的背后代表的并不是学理的冲突，而是政治观点的冲突。保守派的人士认为“相对道德”（moral relativism）和纵容式的管教方式是今天道德式微的主因。他们呼吁归回严谨管束、尊敬长者和敬畏上帝，以挽回颓废的文化。
相反的，自由派人士却认为前面这种论调是一种怀旧情感的借尸还魂，是专制制度的复辟。这些保守观点把儿童塑造成同一种模式。使得个性消失，无法作独立判断。这些自由人士的理念是“孩子的权利高于一切”，它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方式。
正因这是政治理念差异的争端，而不是学理的争端，所以双方的成见更深，人们也愈执着，相持不下。
四、为父母之道
近年来心理学家对教养子女的研究，有相当完备、也非常一致的结论（注一）。
首先，他们发现儿童有两种内在的能力是与儿童道德教育密切相关的。能否善予利用这两种内在的能力就往往决定了教养的成功与否。第一种是“同情心”（empathy）。这是帮助儿童推己及人的能力。这是羞愧感、罪恶感和骄傲心等其它意识的基础。第二种能力是“自制力”（self-esteem）。这两者缺一不可。这种发现对只能强调一方面能力的教育方式，提供了另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教养的问题。教养儿女的态度基本上有三种要素，一种是“接纳和温暖”，它的反面是“拒绝”。第二种是“坚定”，它的反面是“纵容”。第三种是“尊重对方自主的意愿”，它的反面是“控制”。一个家庭如果用的是接纳、坚定和尊重自主的态度来教养儿女，这种形态便称作“权威型”（authoritative）。如果用的是拒绝，坚定和控制的态度，那就称为“专制型”（autocratic）。若是用接纳、纵容和尊重自主的态度，那就称为“放任型”。
这三种型态的教养方式都传递给幼儿一种讯息。积年累月，这些讯息就“内化”到了人格的层次。许多研究发现，权威型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们的适应力和人格完整性（integrity）大都比较坚实。
相对而言，放任型的家庭和专制型的家庭比较容易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尤其以专制型为害最大。过份控制孩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可能更容易缺乏自制。因为这类父母注重“听话”远比“独立性”重要（注二）。可悲的是，很少父母是有自知之明的。
哈佛已故有名的心理学家寇伯（Lawrence Kohlberg，以道德成长期理论成名）曾说，一个人“能够逻辑性思考对、错的能力是发展健全道德能力的基础。”这种不受环境压力和情绪变化而影响他思考判断能力的本领，甚至比良好的道德习惯和情操还来得可贵。请想想看，当我们遭遇到道德难题（dilemma）时，是怎样作判断选择呢？这就是为什么权威性的管教态度是比较正确的了。
在我们确立了正确的态度以后，让我们来看看怎样的管教方式是更明智的呢？就算我们采取权威型的态度，在执行上还是大有差距的。基本上还是有两种管教的方式，两种都有成功的先例。有的家庭注重帮助孩子控制他们破坏性的情绪（原罪），教导他们清楚的是非观念。第二种的方式着重帮助孩子从自己的经验中摸索“建立”一个统一的道德架构。
这两种实际的作法虽然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强调爱心的接纳。注重双管齐下，利用孩童的“同情心”与“自制力”为主导，帮助他建立一个不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的道德价值观。
五、结语
不论成败，亲子教育长期的薰陶就塑造了孩子的道德观和他的品格（人格）。品格的培养是后天的，而不是先天的。他的品格将决定他一生的选择和幸福。
今天，这种品格的培养已经在美国引起普遍的重视。不但许多人写书（慕茉莉、奎尔、班奈特……），甚至从1996年起白宫与国会都在研究如何使联邦政府在推动基本善行（basic decency）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立法者也纷纷支持“国家品格周”（National Character Counts Week）的设立。1996年6月，克林顿总统还在一个与国会共同支持的“品格建立”会议上致词，强调品格培养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许多这些推动“品格建立”的人，本身的品格却充满了问题。甚至，他们的基本道德观也彼此不同。其实，品格的建立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开会演讲，也不在于知识的增进。今天科技再发达，我们也无法在孩子的脑子里装上一个V-chip。
布朗大学的心理学家达门（William Damon）（注三）曾说：“孩子需要一种“目的感”（sense of purpose），知道他是为何而作。他还说，孩子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对象（somebody to believe in）。所谓伦理观，不仅仅是一长列该作或不该作的规条。它不是外在的拘束，而是内在的自发。
建立“目的感”是今天许多家庭做不到的。中国传统上“一切为父母”的伦理观是行不通了。孩子们需要从他们的父母、老师、教练、警察、甚至总统身上体会到一致的道德信息。很可惜，今天美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对品格的培养非常的险恶，几乎是与“目的感”的培养是互相违背的。这些应当给孩子正面影响的人，反而成了传递负面信息的人。
在这种情形之下，父母亲多数是孤立无助的。他们本身既不足以作典范，也不知道该如何管教。他们甚至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环境的险恶，不知道自己子女在这个文化下受到怎样的冲击。
我们呼吁父母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父母们，回归家庭。家庭不是上班族工作之间的附属品。它是上帝所设立的最核心的人类社会单元。“孩子”是这个单元最重要的产品。不是高薪，也不是高位。我但愿你孩子的偶像和媬姆不是玛丹娜，Spice Girls（辣妹合唱团）和MTV。我但愿你的孩子不再是你管教失败下的牺牲者。
其次，我呼吁家庭回到教会。在这险恶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教会可以成为婚姻和子女教育的支柱和后盾。让夫妇可以受到爱的鼓励。让教会提供孩子们一个清楚的目的感。这目的感是他向的，也是建立在上帝爱的基础上的。也让教会提供一些新的选择机会，不必落入“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的死胡同。这可能是你我唯一的希望。
注一：文中许多资料取材于各种刊物杂志，1996～1999。
注二：“Beyond the Classroom”，Laurence Steinberg, Temple University， 1996年。
注三：“Greater Expectation”，William Damon, 1996。
作者是伊利诺大学数学博士，现为北加州惠普公司实验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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