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辉
碧琅玕馆忆故人
中国文化中“爱”的用法一向含蓄，多以“热爱”、“爱惜”出现，“恋爱”却有羞涩之嫌。更有人认为中国人爱得自私，缺少“兼爱”之德。这或许多少有些根据。然而，我愿世人不要忘记中国人中有“大爱”之人，每人都讲一个“真爱”的故事，做一个有“大爱”心的人。
我生命中曾有许多有爱心的人，而有一位在困苦中施爱者给了我更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和我家共住在中山大学东北区32号中。在那美丽的岭南校园中，苍松翠竹间立着一幢幢英、德式的洋楼，而32号则是一幢美式的平房，红砖褐瓦，单门独户，前临一片加拿大红松林，后依一处大竹林，四面鸟语花香，永远散放着岭南春芳。这便是被现代文人“忽然发现”的“碧琅玕馆”—－中国著名女诗人、历史学家冼玉清的故居。
我这一代人多数是文革前后出生，屡经动乱，更深受“现代化”的洗礼，对传统文化几乎不知，实在不配评价这位诗人的成就。然而，在短短的四年相处中，一个“大爱”的理念永远地植入我心中，也正是这点使我后来较有灵性去接受神的爱。
“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这正是著名历史学大师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给冼玉清的评语。且不谈目前国内文人继“李（白）杜（甫）”“杜李”的排名次序之争后，又新辩“李（清照）冼”“冼李”的趣事，我只清楚地记得一个小小故事。
芳园碧草阶级恨
那是一个春天，接连下了几天雨后，终于露出了温暖的太阳。我像平时一样孤独，因为周围没有年龄相似的孩童。我那裹脚的奶奶带着我，却总难追上不时飞跑的我。因为《地雷战》、《地道战》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炸天炸地，刺刀见红的场面最打动我。于是，用石头作手榴弹，用树枝作刺刀枪，在松林中冲锋陷阵，在竹林里投弹打鸡，便成了每日游戏。
可是，怎样才能像电影上那般“刺刀见红”呢？雨过之后，在草地上常跳着蟾蜍，有时竟是数只同现。看到它们的丑模丑样，不禁联想起日本鬼子。于是，我那树枝“刺刀枪”大展威风，一顿乱杀，果然尸横草丛，枝头见血。我有一种英雄感。接着，我又把蟾蜍们埋入一座小坟堆中，称之为“万人坑”。
那正是1964年的春天，玩“打仗”是每一个男孩的最大喜好。不能找人对打，就去打杀蟾蜍。如果人性真如孟子所言“人之初，性本善”，那我必是后天染上了“阶级仇恨”了。可是，这种“仇恨”，不也体现在现代的打电子战争游戏的孩子身上吗？难道他们也是受了“阶级仇恨”染指不成？人天生就有罪性。
门吱地打开了。一位脸圆圆、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太太走出房来。她就是我的邻居冼玉清教授。“肥肥，快过来，别打它们了。”她向我招手喊道。我怏怏地走到她面前。“瞧，你刚才打死的那一只，是爸爸，先头打死的是妈妈，还有一只是姑妈，还有一个小表妹。多可怜哪。”
我瞬然被内疚抓住，低下了头，极力禁住眼泪流出－－冼玉清教授一直被世俗社会视为“怪”女性，终生不曾婚嫁。她二十三岁进入岭南大学求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前后三十四年。早在二十年代便以一段肺腑之言而惊世骇俗：“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但她对我却用了家庭亲情说明道理，使我深深感动。那时，我父亲远在北京科学院工作，母亲去乡下搞“四清”运动，奶奶是文盲，冼教授便成了言传身教的长者。
遗世独立得可爱
冼玉清每日在家研读一叠叠的古线装书。后人评论她“遗世独立得可爱”。她曾说：“我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我讲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学，讲话常引经据典，强调每国都有其民族特点、文化背景与历史遗传。如毁弃自己的文化，其祸害不啻于亡国。”“我常游于古迹之间，临风独立，思古之幽情，神游超世。”她总是陶醉在一种纯洁的高尚中华文化之中，不太与他人来往，处世十分谨慎。
但是，她却每每欢迎我这小客人到她书房。“肥肥，吃一颗荔枝吧。”“吃一块木瓜吧。”每当她有这等少见水果时，总分一点给我。但只是一点点，从不多。奶奶也认为冼教授“孤寒”。大学中更有她“三十多年向以‘吝啬’出名”一说。
我到了她书房，总爱翻动书，打扰她的思路。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房中准备了一叠白纸，每逢我进房便让我坐在另一张桌前，在纸上涂画，然后收好，说等我妈妈回来让她看。
记得我四岁便已画出珠江上的龙舟比赛，五岁时已画得“全家福”，大概是受冼玉清房中各色古画的启迪。有一次我去珠江边上游玩，回来画了五条不同角度航行的船，还上了色。冼教授见了十分欣喜，让我母亲将之投稿去《小朋友》杂志。然而，稿退了回来，附信中说：“希望多画反映社会主义新风尚的题材。”
我十分迷惑，只看见妈和冼教授都有些伤感。冼教授惆怅地摇了摇头，说：“以后再画，总会成画家的。”我问：“什么是画家？”那就是能画出想画的东西的人。”她微笑地回答。这句话我直到现在才渐明白。
胜地仙家有劫灰
冼玉清于1955年在“批判胡适唯心论”运动中被中山大学整编“退休”。终身以“学校为家庭”的冼玉清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唯有在家中继续努力治学不息。她是研究中国古越文化和岭南发展史的权威，一生著述甚丰。国学大师陈寅恪有诗为证：“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他借名山胜地今昔之盛衰，慨传统文化之世纪浩劫。想不到年仅四岁的我，也陪这些前辈经历了这样的风雨。
中山大学的校园堪称全国最美的大学校园。其前身是岭南大学，创办比清华大学更早。1888年，广州出现了一家“格致书院”，是由两位中文名为香便文和哈巴的美国教士筹办的。1949年前，这是一个基督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其礼拜堂大小仅次于著名的天主教堂“石屋”。冼玉清便是在此治学了三十多年。
据她同龄老校友讲，她早年也去教堂。但后来教会活动完全禁止，原岭南大学的那些人多受“教徒”、“美英特务”之名所累。他们中或许有人因为主背负十字架受苦而欣慰，但敢于为自己良心而大声呐喊者，则只有著名考古学家容 教授，他是后来第一个向我讲圣经的人。
冼玉清则较为沉默，不谈政治、宗教。她曾说：“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够继续让我研究古物。”她平生最卑视那些“风派”人物，称他们“曲学阿世”。这也许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风骨和基督良知的表现。
任他蜚语满羊城
没过多久，冼玉清因病往香港医治。临走前，她将两棵木瓜苗给我妈妈，说：“这是肥肥吃剩的木瓜子长出的苗，种在地里，待我回来同吃木瓜。”那时正逢“逃港潮”，校园中有人断言冼教授一去不归。更有甚者指她此去“送情报”。其实，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久闻冼玉清大名，请她出面主持香港文化事业，为其坚拒。随后，冼玉清潜回内地。自1949年，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浸信会大学屡屡邀请她讲学、任教，直至她去世，均被她婉拒。她实在太依恋故土了。
果然，冼玉清于1964年10月回到了广州。当时我们十分高兴，好像家人回归一般欣慰。且看陈寅恪的一首七绝：
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
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
陈寅恪不一定知道冼玉清赴港澳的全部细节，但他知道她魂归何处。
可喜那木瓜也已长大，冼教授得与我们共享。她嘱咐我妈：“肥肥乖多了，画的木瓜树很真，还把自己种树样子画上了。好，再将瓜子种树，下一年又可吃了。”
以后年年思往事
可惜，冼玉清不久又入中山医学院治病。1965年10月2日，她因患乳腺癌去世，终年七十年。
自感蹉跎了十数年的冼玉清，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担忧撒手人寰。在冼玉清去世后第三天，陈寅恪甚为伤痛地写下了一首挽诗：“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也就是这位以“吝啬”出名的诗人，将遗产绝大部分捐赠给中山医学院和广东文史馆，共达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三元零五角五分。其中在香港的股票，按1974年6月28日市价，值一百二十九万多港币。
她在住院时，还嘱咐人送了一只小闹钟给我，说我平时最好奇那钟，望我多珍惜时间，好好学习。
两年之后，文革之火烧到了中山大学，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日夜对骂。我看到那i些挨打的教授们，想哭而不敢哭，还要充当“红小兵”。这是我一直引以为憾的。
更使我遗憾的是，在1969年搬到西南区49号后，目睹了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西南区50号受折磨至死的悲剧。造反派轮番用喇叭在屋外叫骂，大字报贴了一墙。老人只会流泪却说不得话，小便失禁，彻夜难眠。在一个乌黑之夜，他也悄然离去。这位被评为自司马迁、司马光之后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被一副小单架抬走了。他的去世却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隆重悼念。这样看来，冼玉清虽早逝却躲过了文革折磨，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椎心颓 问苍天
不久前，我故地重游，来到那苍松翠竹中的北南区32号房前，不禁凄然泪下。当年那美式平房已近颓败，却在向西向南两边加盖了如贫民屋一般的东西。昔日鸟语花香的花园，竟种满了蕃薯。当年岭南大学的礼拜堂，也改成了歌舞厅。悲哉中华，世俗之庸俗化，人口膨胀之恶化，人心的物欲化，这一切一切，未必是陈寅恪、冼玉清这些大史学家所能预见的吧。
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陈寅恪的一段名言：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难道我们会在这种苦痛中消亡吗？
这种苦痛也许是中国人太依恋这个暂时的世界所造成的。正如名学者张奚若指出：“中国领导层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而其动机均来自‘人定胜天’的唯物论。”回顾过去五十年，人们一次次充满壮志豪情，又一次次要痛改前非、拨乱反正。今天又何尝不是依然如此？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冼玉清教授一样，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好事，讲真话不讲假话，我们又何惧有人骂“丑陋的中国人呢”？然而，不依靠上帝我们又怎能有这种耐力和信心达成这一点呢？
作者为画家，现居美国洛杉矶。今年回国，适逢史学界隆重纪念史学大师陈寅恪诞辰110周年，不禁追忆起曾与其患难同道的著名女诗人冼玉清教授。
许多人认为基督精神难与中华文化融合，却不知道冼玉清、容庚这些最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均是基督徒。作者相信他们对中华文化之研究，只是其追求真理之一部分，以真理之道得永生才是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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