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红卫兵还想把挂在墙上的一只老式挂钟取下，看看里面会不会藏了些什么金银财宝。
文/颂 恩
如果说这一生中有什么人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话，那个人就是我的母亲了。我母亲是个极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她在步入中年时，因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而使她的生命发生了奇妙的改变，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光彩。她也把从神而来的祝福带给我们子女。每当我在异国他乡思念起我的母亲，我就会沉浸在一种幸福和悔恨交错的回忆之中。
打架后成了朋友
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后被母亲知道了。她问明缘故后一定要保姆带着我去邻居家，向他们道歉。我一肚子的不乐意却拗不过母亲，只得忐忑不安地跟着保姆去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正围在桌前吃饺子。孩子的母亲听了保姆的话后，一面向我们道歉，说是她孩子的不对，一面急忙请我们进去吃饺子，我们怎么推都推不掉。我在饱食一餐以后，和那个孩子成了朋友。他的名字就叫颂恩，他们一家人是基督徒。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基督徒家庭。自此以后，我们两家成了朋友，我每个星期日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因而从小对基督教也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
五十年代初期，他们一家人去了香港，临走时送给我家许多圣经和诗歌本。开始两年彼此还有通信，以后就逐渐失去了联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前两年，我把我的笔名改为颂恩，为的就是纪念那位童年的挚友，纪念那曾经宽容我，用恩慈待我，并把福音的种籽撒在我心里的那一家人。母亲常对我说，做人要谦卑，上帝喜欢谦卑的人。现在想来，当时如果不是母亲执意要我去向他道歉，我就失去了一家朋友和一次祝福。
便血不治而愈
我小学五年级那年的暑假，有一天下午大便时，发现拉出来的都是血块，便马上告诉母亲。母亲一看就傻眼了，急忙拿来一个痰盂，要我继续坐在痰盂上再拉，结果我又拉了将近半痰盂的血块。母亲赶紧捧着痰盂，带着我去看附近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看了以后要她马上送我去医院抢救，她说如果你的孩子再这样拉下去就没命了。当天晚上我住进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的病房。那时我母亲刚信主不久，在这危急的时候，不论在送我就医的路上，还是在医院里，她都不断地流泪向主呼求。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清晨天刚刚亮母亲就赶来病房，在为我漱洗以后，她就跪在我床前开声向神祷告。她不在意周围的人怎样看她，只求主赐下怜悯，医治她的孩子。
奇妙的是在我住院以后，血便止住了。虽然自我进院起，医生就做了随时为我输血的准备，但因我的病情稳定，一直没有为我输血。更奇妙的是在我住院一个月的时间里，医院请了许多专家来会诊，也做了贝餐造影等多种检查，居然查不出病因。最后我不治而愈，高兴地跟着母亲回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身体验到神的医治。自那以后直到我成年，母亲常叮嘱我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安然度过反右
我初中毕业那年，正是反右运动进入高潮之时。我父亲曾在旧政府做过事，又在大学工作，正处在运动的浪尖上。对这场运动，他有一种预感，所以在大鸣大放的初期，他一直没有开口。可学校党委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对党没有意见呢？所以一再动员他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并且再三向他保证不会给他戴帽子。最后父亲没有办法，就说了几句心里话。他说他的历史问题早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已交代清楚，并没有丝毫隐瞒，但是组织上总是不信任他，一再地追问他，他就是对这一点有些意见。他提意见的时候，说的还比较婉转。“反右”初期倒还没有什么，但到后期就有人开始贴他的大字报了，连同室工作、平时很亲近的同事，也开始揭发他的言行。有一个星期六晚上，父亲打电话回家，说周末不能回家了，要留在学校里写检查。
母亲听了电话后，心里特别地沉重，就不停地向神祷告。第两天早上她带着我去了上海一个小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做完礼拜以后，教会的牧者会为那些跪在台前的弟兄姊妹抹油祷告。那天崇拜仪式完了以后，我陪着母亲一起跪在台前。教会的老牧师见我们跪久了，知道母亲的心事很重。他在问明缘由后就为我们抹油祷告，并一再安慰母亲。那次反右运动中，我父亲竟然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安然度过了这场运动。像他这种情况，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可以说是个神迹，“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但令母亲伤心和不解的是，那位为我们代祷的老牧师后来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神的仆人为我们上了祭台，像我们的恩主一样，走上了血迹斑斑的十字架道路。
同情受苦的人
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他父亲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一家著名大酒店当工会主席。但因向上级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他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打成极右分子，遣送外地劳动改造。事后，他一家人都受到牵连，家境非常艰难。母亲非常同情他家的遭遇。后来在我同学动身去南京上大学前，母亲要我给他送些钱去。但我同学说什么也不肯收，说是他母亲说的，不能随便收别人的钱。我母亲知道后就对我说，这个孩子是有志气的，要我向他学习（事后证明母亲的看法是对的）。这以后母亲又要我把一床被子送去，她说南京比上海要冷，被子他用得上。我又把被子送去，并向他们说了母亲的意思，同学的母亲这才答应收下。
在文革期间，我中学时的一位同学家里受到很大冲击，他父母因忍受不了反覆被揪斗，就逃到外地的亲戚家暂时避难，孩子们也四处躲避。那时我家里刚被抄家，处境也不好，但当我同学向我们求助时，我母亲还是收留了他弟弟，让他弟弟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帮助他们度过最困难的那段日子。
在我的回忆之中，母亲总是对周围那些受苦的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并经常尽力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抄家以后
文革开始那年，外面早已是风声鹤唳，批斗声和抄家声不绝于耳，可我家还不见什么动静。当时我父亲已退休在家，以前所在的学校也没有再来给他找麻烦，可他自己总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于是他开始做些准备工作。他把平时孩子们给他的信和家谱等逐渐烧掉，以免以后有什么不测波及孩子，却不料反而引起正在我隔壁邻居家抄家的红卫兵的注意。在里弄干部的怂恿之下，一所中学的几十个红卫兵在学校党组织的带领下，冲入我家抄家。当年正是我大学毕业之年，那一天晚上又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被安排坐火车去北京，准备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之晚。当我向带队的人说明情况后，她要我先动员父亲彻底交代问题，然后准许我离家去北京。我依她的指示做了，父亲因早有思想准备，就把他过去的历史问题再重新交代一遍，也把家里凡值钱的东西都交了出来。
这是我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在我离家的时候，有一种丧家之犬的感觉，欲哭却无泪，心里难受极了。在北京的那几天，脑子昏沉沉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忧虑和自卑，好像突然间比人矮了一大截。我为父母的健康担忧，不知他们能否经得住这样的打击，也为我自己的前途忧虑。但当我回家时，见到父母都还健在，几日之内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暂时放下。特别出我意料的是母亲看上去还很好，她一点没有为失去的东西感到烦恼，还兴奋地向我诉说这几日怎么蒙主保守。她说，起初红卫兵将她和父亲分开，她感到害怕，为我父亲，为我们担心，也怕以后每天早上被红卫兵逼着站在弄堂口示众，被人羞辱，所以这几天她不停地向主祈求。
她说在她祷告以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开始时红卫兵不相信她，把家里翻得一团糟，甚至连地板都撬开了。有一个红卫兵还想把挂在墙上的一只老式挂钟取下，看看里面会不会藏了些什么金银财宝。她说她倒不是舍不得那只钟，那钟已是个老掉牙的东西了，可当时她真担心那个孩子要是从墙上摔下来，那可怎么办？所以她一再要他们小心，要几个人扶住那个孩子，不要出事。接着她还在我面前称赞那个红卫兵，说那孩子还小，居然能把那个钟完全拆开，又能把它重新装好再挂上。对母亲的这种说法，我当时一点也不能接受，我说“摔死了活该，谁叫他们来我家抄家。”
自从我家被抄家以后，家里就不断被人来骚扰，弄堂里的孩子们要想成立什么组织，也随意来我家里搬东西。有一次我不在家的时候，把我的东西也拿走了一些。我回家知道后，心里火得很，就去了一个邻居家要讨回公道。母亲知道后，就出来硬把我拉回家。她说这些东西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必看得太重。这句话是她平时常常放在嘴上的。但那时我不能理解她，回家后竟然和母亲吵了一架。我说：“都是因为你从小起要我们好好待别人，让别人！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老是被人欺侮吗？就是因为你的教育使我们太软弱了，所以那些人才敢来骑在我们头上。”
母亲听了我的话后说了一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她说我一点也不像基督徒。在她的心目中，我早该是个基督徒了。这使母亲非常伤心，她不再和我争辩，像往常一样，她回到自己的房中，流泪为我祷告。当时我对母亲的话心里不服，我觉得基督徒为什么应该受人欺侮呢？后来我信主以后，每当我想起当年对母亲的悖逆，心里就会有一种难言的疼痛。
和平人有好结局
1958年时，政府动员我家让出三层楼中的一层房子。搬进来的邻居是个新四军的老干部，在一家工厂任书记兼厂长。刚搬来的时候，双方说好楼上的晒台和底下的厨房归两家公用。后来他们嫌下楼煮饭麻烦，就在晒台上搭了个厨房，这样晒台就变成他们独用了，可原先他们在底层厨房里放煤气灶的位置仍然占住，作为放自行车用。对此我们都颇有微言，可母亲总是劝阻我们，不让我们与别人争吵。她说她是房子的主人，她愿意这样做。这样我们做小辈的便不能再说什么了。母亲不仅在与邻居相处时能事事谦让，而且还常常主动帮助别人，因此我们两家和睦共处了几十年，一直相安无事。
在文革期间上海有一股抢房风，专门有一批人乘乱时，就跑出来抢占被抄过家的人的房子。当时有一个以前在弄堂口看门的人，也想乘机霸占我家的房子。但是由于我家楼上那位老干部出面阻挡，使他的企图未能得逞。如今那位抢房者早已过世，前不久那位老干部也已去世，他的儿女们都相继离家，她的妻子和我母亲成了亲密的朋友，大家彼此照应，相处非常融洽。反观我们四周的邻居，有一段时间，特别是文革期间，因上海的住房紧张，天天为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争吵，为一些公用面积的使用而大打出手的也屡见不鲜。
大卫在他的诗中说到：“和平人有好结局。”（《诗》37:37）从我母亲的经历中，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为我们的神，“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作盾牌。”（《箴》2:7）
母亲的爱
从我小时候起，母亲就对我们的品德和学习管得很紧。在我成年以后，她还常常提醒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每当我太太出差在外时，遇有女同事或女的同行来找我，母亲都会提醒我要与她们保持距离。她常说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生活要圣洁、要胜过试探，不要给魔鬼留余地。
母亲在生活上也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自己常常吃些面疙瘩充饥，但却常常天还未亮就冒着严寒去郊区买一些鸡蛋和蔬菜为我们补充营养，以致她的手、脚、耳、甚至脸上都长出了冻疮。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最能体谅我们的。我在大学念书时，曾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有一次收了同学们八十多元钱，准备星期六回上海市区时直接去工厂替同学们代买计算尺，却不慎在回家的路上被小偷偷走了钱。父母知道后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不住地安慰我。那时我父亲刚发工资不久，母亲就把父亲工资的大部份拿了出来，让我赶快去替同学们买计算尺。
在我工作、成家以后，母亲仍是一如继往地照顾我们，她从不向我们提什么要求。在我移民澳洲后，她向我提的唯一要求，是常常给她写信，但是就连这最起码的要求，有时我也不能做到。每当想起这些，心里不免内疚，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我们的主以外，我亏欠最多的人就是我的母亲了。
今年我的母亲已八十九岁了，她的视力很差，读圣经已有困难，但她每天仍收听福音广播，还长时间地为我们每一个人代祷。家里有什么大事时，她仍会禁食为我们祷告。我就是从母亲的爱中，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慈悲怜悯，公义而圣洁的神。
1984年时，我在一家药厂担任技术副厂长。当时各个系统正在贯彻邓小平选拔“四化干部”的指示。由于我的年龄、学历、资历都符合条件，也被列入预选的名单。但当上级工作组问起我的信仰时，我想起母亲的爱，想起文革期间我离开了神后内心的黑暗和种种的痛苦，也想起在文革后回到教会，回到主的身旁后可享受到的真正的平安，我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真神。我告诉他们我虽然还不是一位基督徒，但是我相信神。
工作组用录音机录下了我的话，在这以后我失去了晋升和出国考察的机会，一度有些消极。母亲知道后，她对我的决定非常理解，她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不要把这些看得太重。”她要我坚定地信靠神，并一步步地带领我认罪悔改。1987年9月9日我在上海受洗归入基督，这是母亲最高兴的一件事，也是她多年来在主面前代祷的结果。
今天我回顾往事时，禁不住向神献上感恩，我感谢神赐给我一位心地善良、挚爱我的母亲，更感谢神让我们都能享受到他的爱。还是大卫王说得好：“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34:8）
作者来自上海，现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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