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校园自创刊以来，一直很注重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关系，我们盼能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深入地分析探讨基督福音在中国过去的历史、当今的社会与未来的发展。本刊的‘基督与中国’专栏就有许多精彩的文章，如第39期的《谁为神州理旧疆》、《那一个良辰美景》，第40期的《中国文化基督化》，第41期的《启承转合》等。
本期海外校园也刊出两篇文章：曲风的《从“上帝”到“天”》与谢选骏的《洪秀全主义的来龙去脉》，由不同角度来探讨中国人对上帝的观念，欢迎读者回应。
殷商对上帝的崇拜是如此虔诚，却仍然无法逃脱覆亡的命运。这使周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文／曲 风
尽管商朝时代人的神鬼世界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当今的许多学者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商代的宗教，属于一神崇拜的范畴。对此，一位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长驻北京，并专事商周文化研究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博士，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诚如其所言，商人的上帝掌握着风雨、命运和生命，管理着星辰、白昼和夜晚，它是大地、河流和高山的绝对的主宰，是宇宙的中心，统治着四方、四风和四神，并对祖灵、战争、农事、生死有着绝对的权力。它能发号施令，降灾赐福，惩罚罪恶，虽无人的外形，但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它独一无二、全能的神性特征，与古希伯来人的上帝雅威（编注：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上帝“耶和华”的读音，原为“雅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商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雅威其实就是同一位神。
希伯来人皈依上帝雅威的亚伯拉罕时代，据认为在纪元前2000年，也有人说是纪元前1800年，这与商人发现上帝的时间大致相当。商族于纪元前1700年灭夏建商，而我们如今得到的有限的关于其信仰的文字也正是从此开始。但他们与上帝关系的确立绝不会与建立王朝的时间相同，在此之前至少也应该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于是知道，大致在四千年以前，上帝曾同时在亚洲大陆上的相距遥远的两个不同民族前显现。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上帝首先被上述两个民族中的一个所认识，之后又被介绍给另外一个民族。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博士就持如此观点，并进一步推断：远在两汉之前的夏商时代，贯穿亚洲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和连接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就业已存在了。但假设这个推断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丝绸之路沿途的其它地域尚未发现同时代的上帝崇拜的痕迹呢？
然而，无论如何，商人与希伯来人的上帝崇拜习俗具有诸多相似因素，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二者都奉上帝为至高神，并将其作为一种自有永有的存在；二者也都有向上帝献燔祭的传统，且以牛羊等动物为牺牲。古希伯来人把他们的上帝称为“SHADDAI（意为全能之神）”，这一发音与今日广东人“上帝”一词的发音相似，而广东方言正是汉语古音的保留。因此，中国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SHADDAI”；原本就是在不同语言中的同一个词汇。
此外，中国古籍《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提到上帝是“和平乐园”或“野禽狞猎园”或“空中花园”的主人，所描述的环境与圣经中之伊甸园十分相似，而且，希伯来语中的“伊甸”一词正是快乐、愉悦的意思，如果意译过来就可以称之为“乐园”。
廿多年前，一位叫Ethel. R. Nelson 的美国女病理学家在泰国居住期间，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小册子－－《创世记与汉字》（Genesis and the Chinese）,上面提到了汉字字体结构本身所隐藏着的上帝创世传说。此后，她对这个课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设法与该书作者－－新加坡学者C. H.康教授建立了联系，接着竟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加入了康教授的研究工作。如今，她与C. H. 康教授合着的《创世记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enesis）以及与Richard E. Broadberry博士合着的《孔子未解开的谜》（橄榄基金会）（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因进一步拓宽了圣经考古学的研究空间，而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
在上述两书中，她举出了几百个汉字为例，以详细而严谨的论述，阐明了每一个汉字字体中所隐含着的古老传说。比如“造”字，由土、口、走三部分组成，甲骨文中常以“口”代人，“造”字即为用土做出的能够行走的人。又如“鬼”字，是由田、ㄙ、人三部分构成，田被考证为上帝的伊甸园，ㄙ为神秘之意，则“鬼”字意即伊甸园中那个神秘的人，即那个诱使夏娃偷吃禁果的魔鬼。又如“婪”字，由林和女构成，林指树木，意思是女人上了那棵树，这便是对夏娃偷摘善恶树禁果的直接描述。再如，“福”字是神把一个人放在伊甸园中，左偏旁的“示”在甲骨文中代表神，如上文所述，口指人，田指伊甸园。“船”由舟、八、口组成，意为八个人居于舟中，这又与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吻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创世记》中的所有传说故事都可以在汉字中找到。如果说希伯来人是利用文字通常意义上的符号功能忠实地记录了上帝创世传说，那么，中国人的祖先则是把创世传说隐含在每一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并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也许自夏娃偷吃禁果的一刹那起，人神关系便呈现出一种断裂状态。商人祭神仪式的盛大与热烈是人类历史上其它民族所无法相比的。那忘却羞耻的裸舞，那在酣畅的酒醉中与神的沟通，那在浓烟烈火中渐化为灰烬的的牛羊，那血祭的辉煌与惨烈，那依次摆放的沉重恢宏的青铜彝器，这一切都似乎表明了商人欲修复人神关系的迫切愿望。然而，上帝仍然是上帝，人还是人，神人两相隔绝的局面并未因此改变。更有甚之，上帝不仅连永久统治天下的特权都没有给予商人，而且在商亡后仅仅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地退出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至于多年以后当上帝信仰随西方传教士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竟把上帝当成了纯粹西方人的神祉。
发生于商周时代的信仰巨变是极其突然也是令人费解的。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敏锐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令人无法忽略的是，希伯来民族的人神关系是直接的，人可以直接向神祷告，并且可以亲耳聆听上帝的话语。而在殷商时代的中国人那儿，人神关系却是间接的。商人的神祇世界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系统，商人所信的上帝不仅主宰着天地自然、人间祸福，还统辖着一个由祖先诸神和自然界诸神以及使者组成的帝廷。商王若对上帝有所祈求，从不直接祭祀于上帝，而往往以帝廷为祭祀的媒介。他要向自己的先祖祈祷，先祖“宾”于上帝，再转达人王之所求。（在卜辞中，先祖或其它自然神谒见上帝称为“宾”。）
在商人的观念里，去世的祖先将直接到达神界，与神处于同一界域之中，人间、神界虽两相隔离，但人凭其与祖先的血缘连接，再通过一定的巫觋仪式，就可以实现与至上神的交通。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有求于某长官领导，因碍于情面、底气不足等原因就委托一位既与自己熟悉同时又与这位长官关系密切的人帮助疏通。商人在人神关系上的这种处事方式，为以后泛滥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关系学，播下了一颗功利的种子。
在已经发现了宇宙至高神的前提之下，商人却仍然保留了原始意义上的祖宗魂灵崇拜和自然诸神崇拜，这的确令人大惑不解。显然，殷商时代的中国先祖远远缺乏一种对人类自身的信心，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至上神直接交谈。那么，当时的中国人仍深陷于原罪意识之中而不能自拔，就不是不可能的。是什么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直接“宾”于上帝？是什么使他们倾其所有甚至牺牲人类自身的生命近乎疯狂地来朝拜上帝？是什么使他们不厌其烦地去讨好那些原始的鬼魂神灵，借助于他们在上帝面前所进的吉言为人类讨回一点平安？答案只有一个：是原罪，只能是原罪。
正如今日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商周文献中竟无法找到任何有关宇宙起源神话的踪影。那是因为我们深浸于原罪意识中的先祖耻于谈及此事，所以只把那些创世故事隐藏在每个具体的象形文字之中。因而，他们只能用疯狂的裸舞来表达他们对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那个不以裸露为耻的童真时期的向往和怀念，只能用大量的玉液琼浆来取悦于神，同时也让自己在迷醉中渲泻内心的忏悔与痛楚。
青铜器皿上不止一次地出现了猛兽食人的形象，不能不看出人对自身的憎恨。遍布于青铜礼器上的饕餮、龙夔等纹饰，深刻地表达了先祖那种被神抛弃的痛苦和灵魂中的动荡与不安。那个在史书中被万世唾骂其实一直在为商族的命运忧心如焚的纣王，在兵败后登上鹿台，衣其宝玉衣，从容赴火而死。玉是商人祭帝的最精美的礼品，而人牲又是他们给予上帝的至尊奉献，玉器环身以焚几乎就是人对上帝的最崇高的礼祭。纣王把自己当成了整个商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人祭的牺牲，这是怎样的疼痛与隐忍！
人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只能来源于上帝。希伯来人在穿越两千年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并在他的伟大救赎中恢复了人的自信。而在基督降临一千年前的东方，信心的丧失和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失望使人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另一极。中国先祖很快由极端的缺乏自信走向了极端的自高自大，由被神抛弃走上了主动抛弃神的路途。
这也许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早熟，但绝不是神所期望的早熟。这种早熟为儒家文化－－一种虚假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
上帝给予中国人的苦难意识并不比给予希伯来人的要少。因而，在无法逃脱的苦难体验方面，中国人的商代祖先与古希伯来人都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上帝公义属性的疑虑和困惑。《旧约约伯记》集中体现了希伯来人所面对的这种业果报应法则的无效性问题。恶人为什么长寿多福，善人为什么屡遭磨难？约伯为人正直，敬畏上帝，从不做犯恶之事，却在一天之内连遭无妄之灾，家破人亡。然而，希伯来人也正是从约伯的故事中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信仰中的上帝绝不仅仅是惩恶赏善的简单运作者，苦难也是上帝予以人的恩赐，只有在苦难之中才会有神与人的同在，也只有苦难才会让人对上帝由伦理的理解转向悲剧的理解。
而中国人青铜时代的祖先却越来越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对上帝一味的虔诚得到的仍然是灾祸和痛苦。与希伯来人不同的是，由于信心的弱小以及对人类罪恶的过分沉湎，同时也由于在人神交通上对媒介神祉的依赖，中国人未能与神建立起直接的对话关系，因而也就永远不能像希伯来人那样见到在旋风中显现的上帝。这样，中国人便无法从业果报应观中走出，甚至对神由不信任走向公然的抗争。《史记》载殷王武乙曾作一偶人，称之为天神，与之搏斗。又曾作革囊盛血，仰而射之，称之为射天。这段史实本身已经透露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另外，商代人的罪恶意识带有浓厚的集体归罪特征，而《约伯记》的故事体现了希伯来人最终完成了群体信仰向个体信仰的转变，也使神人关系更趋直接性与个别性。无辜受罪使约伯生发了与上帝直接对话的企盼，反映了希伯来人欲求上帝对个人的无限远隔转变为对个人的在场。而在商代中国人那儿，不仅人是一个群体，就连神也是一个群体，因而，在这种情形下，个体信仰在中国的最终确立就不可能了。这样，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也只剩下了一条路可走，即现实的功利的道路。
商亡周立。在西周，“天”的观念被正式确立。周人奉殷人的上帝为至上神，并且还把在商代“无定所”的上帝给放到了“天”上。尽管周代的统治阶层仍沿用旧习向上帝献祭，但承继商人的信仰习俗只是对民众有所交待，而他们的骨子里已不再信仰上帝了。在他们看来，殷商对上帝的崇拜是如此虔诚，却仍然无法逃脱覆亡的命运。这使周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于行政上利用神权进行统治，在观念上则轻天重人，强调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力量。由于周人将上帝与殷商子姓的关系切断，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从此成为两个世界，周人的祖先不再像商人祖先那样仅仅充当次神的角色，而代替上帝成为人间的真正主宰。这就意味着连接人与神的唯一的最后的纽带也已不复存在了，中国文化于是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神话时代，开始了他们的历史化和伦理化进程。及至西周末期以降，天道愈衰，人道愈盛。中国人从来如此地自信和乐观，人定胜天的说法也在此后出现。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已被人们彻底遗失了。而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天”显然已成为有关神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中国人来说，天是如此的遥远，是如此的无法企及。仅仅几百年间，从上帝到天，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已悄然完成了由人格神向非人格神－－“天”的转换。
作者为大陆考古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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