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日本有很强的报复心理，总是找机会捉弄日本人，在课堂上常常抓住老师的话发难，竭尽讽刺控告之能事，把日本老师气得发抖而博得同学们的欢声，称赞我为中国人“报了仇”。
文／黎 明
一幕幕惨景
我出生于上海市郊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当时人们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试图通过奋斗建立起一个具有良好的道德风尚的社会，迎来国家繁荣富强的新时代。但是现实与理想相违，呈现出的是一个充满了纷争、悲伤、动荡、失落的社会。为了摆脱艰苦的环境，有美好的前程，对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贡献，我不受世风的影响，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终于考入了一所电气自动化的专业学校。经过四年紧张的学习，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大公司。这在当时是十分令人羡慕的工作，我自己也十分庆幸自己的运气。
我所从事的是劳动安全技术管理工作，管理公司所属的近百家企业，数万名产业工人。当时我虽仅十九岁，但因岗位的关系，成了那些年长的基层企业干部的“上司”，每每布置工作、现场检查，总要接受他们的礼仪接待。这在心理上可以满足自己虚浮的荣誉感。但是这种工作与生活并不能给我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平安，因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工厂工伤事故、人身伤害的调查处理。我所在公司的下属企业都是机器制造工厂，职业危险较大，时常会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有些人在顷刻之间就被夺取了生命，也有的人在长期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患上职业病而过早地去世。
面对一幕幕惨景，死者家属的悲声，我心中良心的亏欠感油然而生。然而自己所能做的，除了给其家属多给些生活上的抚慰之外，什么也无可挽回。我们在管理上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为此我还业余地攻读了五年的工业管理专业，试图用各种科学方法预防事故的发生。我的毕业论文虽被评为优等，但用在现实的工作中，却并不能起到期待的效果。因为事故的大多数是产生于人为的忽视，如为多得奖金、不顾身体、违章蛮干、对危险的信号存侥幸心理等等。所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改进管理、改善机器等条件，虽可以产生一些效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因素所带来的不安全。我们的工作如同救火，今天这个工厂机器压死人，明天那个工厂出什么问题，整天提心吊胆，心里默念不要出什么事，年节假日也放心不下那些加班的工人们。
东西南北风
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促使我开始思索生命的现象、人生的意义、生命的起源、人生的价值等等问题。为什么这些工人为了几元钱奖金竟不顾自己的安全，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当时，正值80年代中叶，中国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出现了“反思的一代”，人们从“伤痕文学、寻根热”中呼吁人性的归回。同时，西方世界一些思想学说的书籍也被大量出版。对于这一切，我如鱼得水，从文学、戏剧、哲学、音乐等方面来探索西方文明的奥秘，从名人传记中寻找人生得胜的秘诀和力量。但这些所谓人间圣人并不能给人多大的启迪，因为这些人对于自己的人生也并不满足。贝多芬在临死前，捏紧两拳哀叹：“难道我就写了这些作品就离去吗？”；一代枭雄拿破仑在他的流放地叹息自己无法再东山再起，夺回荣耀的权势；而一时被青年人极为推崇的存在主义哲学，宣扬每个人是一个孤岛，四周都是水，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痛苦，彼此无法联系，生与死都是烦恼，无法解脱。这种虚空的哲学，毒害了许多人。人们以自杀、吸毒、狂热的娱乐来寻求解脱。连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本人也在发狂中凄惨地死去。
我进而转向宗教，想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儒教、道家、佛学等方面找到一丝人生的哲理。发现它们都没有解释人的起源、生命的永恒性问题。那时，我每到一个地方是逢庙必修，遇观必进，但发现不少人并无敬拜之心，而是在谈条件，我供你、拜你，你一定祝福我。如不答应，就说明你这个菩萨不灵，我再也不来拜你了。
下放到工厂
有一位同事从国外探亲，回上海带回一本圣经。我马上向他借来读了几段，但是，它全然不同我的理性。我与其他千千万万的那个时代青年一样，陷入了信仰的危机。心灵焦虑、饥渴的我们，时常举行沙龙，探讨人生，寻求真正的道路和理想。大家各述其见，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到头来大家都无理。我深感世上任何人，思想家也好，哲学家也好，终究受到他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家庭、教育、宗教等等的局限，不可能创立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指导人类与社会的进程。就像被誉为导师的马克思，他似乎是站在先知的立场上预示社会发展的进程。他的理论代表了一部分的理想，但他忽视了人类罪的本质，人根本不可能靠自己来建立理想国。历史的事实也正在证明了这一点……宗教、哲学，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如同一个自由市场，各种各样的商品摆在我们那里，真假莫辨，优劣难识。
1989年下半年，我被某领导以“劳动锻炼”为由下放至一家企业的车间一线去工作，从事十分重的体力劳动，还受到人们的嘲讽。有些朋友也渐渐地离开了我。在岗位上要装配压缩机，100多斤的机器双手搬来搬去。一天下来，身体如同散了架似的。当时也有一些人十分同情我的境遇，为我说情。但我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给我定了强劳力、熟练工一样的定额，完不成就扣工资。有时一个月下来，七折八扣，收入还不够生活费。但面对这一切，我并无消沈。孟子的话启发我，“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现在想来，真是要感谢上帝使我有这段特别的经历，让我亲身接触了社会中最普通的人，与他们共同生活，工作，了解到他们的所思所望，也使我存谦卑之心对待人。同时这次下放，还促使我重新思考信仰的问题，成为我人生之旅的一大转折点。
留学去日本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千上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如潮水般涌出国门，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之一。怀着学习先进的知识，了解国外的心态，我东渡扶桑。这个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靠着近代的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我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期后，发现那里的社会并不如我原先想像的那么美好。在发达繁华的背后，人犹如经济的动物，挣钱的机器，起早摸黑。那里的人常会讲到一个英语词汇“stress（压力）”。连小学生也不堪重荷，报上常载学校的自杀事件。我当时做邮递工作，每天清晨都会遇到酩酊大醉的男女们摇摇晃晃走在路边，满嘴污言秽语。也有横卧在电梯里、屋檐下的民工。我颇感失望。
不久，我被朋友邀请到那里一所华人的基督教会参加聚会。那天牧师在台上讲道，用了圣经中神起初创造天地、用泥土造人等话。我好生纳闷：科学都发展到这个时代了，还在讲这样荒唐之事，而且是在一个经济发达、科学昌明的国家里。人的逻辑思维到哪里去了？进化论又到哪里去了？而圣经上记载的耶稣行的那些神迹奇事，比如使瘫子行走，盲人复明，平静风和浪，叫死人复活等等，怎么可能呢？要信这些事实在太难了。我长期以来形成了不轻易相信任何东西的心理，决不盲从于任何人或学说。
当时我想这些友善的基督徒，倒是可以和他们来往、交流，对于圣经这部对西方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研究了解一下也未尝不可。于是我参加了教会的查经班，不少与我有同样心态的留学生也来参加。这种活动形式上有点像文革时代的政治学习，但本质上有明显的差别：那些参加聚会的人都有繁忙的工作和学习、沉重的生活负担，他们来，完全自愿而来，并不是要做做样子给什么人看。他们是那样严肃认真地看待神与生命的问题，并且努力地将圣经上的教导与生活的实践相结合，这就使我有些意外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使他们内心充满喜乐和生活的信心，这使我十分羡慕。而且教会中，敬老爱幼，善待每一位信徒与朋友，无论是牧师，还是执事、长老到普通会众，都相敬如宾，给人家一样的温暖，这与外面那世态炎凉的社会有极大的反差。
碰上了敲诈
教会不仅照顾信徒与慕道友，还积极关心社会上的事，如救灾捐款，开展义卖，参与各种公益活动，还专门设立了电话热线，免费提供各种谘询，为留学生排忧解难。我刚到日本就碰到了极大的危机，我的担保人的妻子是一个上海人，她瞒着丈夫，利用我定期更新签证需要他们出具证明，向我敲诈。我和她周旋，讨价还价，但这个女人硬了心，没有半点的让步。没有办法，为了保住签证，我只好借钱给了她20万日元。谁知半年一过，又到了签证期，她主动来找我，如法炮制，提出“一手给钱，一手给资料”，这次我又想了许多办法，如换保人，找日本朋友与她谈等，均无济于事。
后来我将自己的难处告诉了教会，大家极为重视，为我祷告。牧师亲自打电话给她，耐心规劝，晓之以理。三天后她将材料寄给了我，并怪我不该托牧师找她，事情都可以商量的。后来再无发生此类事情。后来从她丈夫那里得知，她倒不是怕牧师，而是惧怕神会惩罚她。这件事我很感动，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说明无论何等人尽管口头上否认有神，但他的良心、恻隐之心，证明了他内心深处还是相信有。所以我就想换一个角度来探讨基督教信仰，我读了圣经和近百本有关的读物，参加各种聚会，与基督徒们一起讨论，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往往要谈到深夜一二点。感谢上帝他开启了我的心门，将我心上阻碍信仰的结一一地解开了。神藉着圣经将他的创造、救赎对历史进程的预言，呈现在我眼前，使我豁然开朗。
认识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是何等的片面，我所敬仰的这些圣人贤士，与那位降世为人的主耶稣相比就显得渺小了。那些宗教、学说、哲学、理论与神的道根本无法相比。人的智慧、能力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相比，更是太微不足道了。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曾说“人类一定要向更高的善前进，但不得不承认这种至高之善，在人类历史清楚显明的就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稣。”这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东方人藉着宗教找路，找到一半死在路上；西方人藉着哲学找理，找到一半也死了。这些人都埋在故里，而耶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他有真正的生命。
几分酱油钱
他的真光照到我，我便彻底地醒悟过来，看到了自己以往的污秽。我四五岁时已知道想方设法地搞钱，悄悄地从父母的皮夹里抽一毛两毛拿出去花。我会把家里的酒瓶子、破铁锅等拿到镇上去卖钱。为家里买酱油时，我让店里少卖些，扣下几分钱留着自己用，而酱油呢，我就往里面掺些水，外面看不出来。十来岁就跟大人学会了抽烟、喝酒，怕被人发现，就在无人的野地抽，把烟卷藏在树洞里，每天经过就拿出来抽上一支。有时没有钱，就卷茶叶沬子抽。在学校里我曾画漫画讽刺自己不喜欢的老师。当领导号召“反潮流”时，我积极响应，为老师罗列“罪行”，贴了八张大字报批判老师，因而取得了学校红卫兵组织的职务。这些事，至今想来还隐隐作痛。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后，这种好斗的本性还时常暴露出来，只是存畏惧之心，不敢轻犯而已。
到了日本，因当年残酷的侵华战争，我对日本有很强的报复心理，总是找机会捉弄日本人，在课堂上常常抓住老师的话发难，竭尽讽刺控告之能事。把老师气得发抖而博得同学们的欢声，称赞我为中国人“报了仇”，给了我“绍兴师爷”、“博士”等等的称呼。虽然做这事一时痛快，但心里时有良心责备。我也做过一些好事，帮助过一些人，我一直努力做得不与世俗相合，但无力能胜，内心挣扎得很痛苦，知道善但做不出来，知道恶却无力抵挡。
感谢上帝，他使我看到自己罪恶、污秽的过去，藉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罪使我们的灵魂在世上永远无法安宁，除非有一天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拯救。
回顾我过去追求人生的路，就像用竹梯去登摩天大楼，怕是爬不到一半，就坠地死了。世上的教育、宗教、哲学等就如同这竹梯，藉着它永远无法到达理想的境界。唯有主耶稣，只有他能给我真正的翅膀，让我在真理的天空中翱翔。
我从此改变了，我渐渐地去除了身上的罪与不良嗜好。我向学校里得罪过的老师真诚地道歉，在课堂上用练习演讲的机会，传扬主名，见证主在我身上的工作。老师们十分惊奇我的改变。后来学校里来了一批韩国学生，他们中一些是基督徒，来日本宣教，但不太有效果，我的见证使他们大受感动，也增强了他们勇敢传福音的信心，我与他们一起祷告，彼此勉励，在同学间消除因民族的传统、历史上的恩怨而造成的隔膜，建立真诚的友谊，也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同学接受救恩。
回国还心债
两年的留学生活很快要过去，我提前一个月辞掉工作，利用有限的时间，大量地阅读、做笔记、复制布道及神学讲座的录音，并带领查经班，在各教会做见证。后来我申请当地圣经神学院，未能获得日本有关部门批准，我毅然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当时许多人劝我留下来，即使成为“黑户口”，也可以挣些钱后再说。但我不为所动，踏上了归途。也没有带什么家用电器之类，唯一的是那架双卡收录机，还是人送我的。其它都是经过挑选的各类书籍。回忆这两年的留学生涯，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上帝，得到他所赐的新生命。神在学业上也赐给我能力，使我没有语言基础却以较好成绩取得了日语一级能力的考核。同学们感叹我学习的时间那么少，年龄又比他们大，每次考试却比他们好，实在是精力过人。我却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他所赐的聪明与才智。
回国后，我去了原来的单位，向领导提出我过去曾将一些公物，如磁带、胶卷之类占为己有，应该加倍赔偿。接待我的领导十分诧异，说这些都是低值消耗品，而且你出国时都经过反覆审查，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也没有先例。我和他谈自己的信仰，谈在神与人面前的责任，并强要他们收下一千元就走了。几天后他们给我回信，表示理解和谢意，告之这笔钱已汇入“机电工人帮团基金”，并附来了收据。
后来我又想起曾在一家工厂为自己读书报过2000元钱。虽有审批手续，但毕竟不太好。我于是就去了该厂，承认了自己做法错误，并加四倍归还，还向他们作了见证。此事震动了厂里的有关部门，大家感叹上帝改变人心的能力。一位财务科的女会计说，基督徒真是诚实、有勇气，为这么件事还亲自来一趟。还有前面我谈到的那位担保人的上海妻子，她后来卷了她丈夫的财产不告而别，偷偷回国了。我当时搜集了一些证据，并有她在电话中敲诈我的对话录音。本想狠狠地整她一下，至少使她名誉扫地。但主的话语感动我不应计算他人的恶，我就给她去了信，寄给她一些福音小册子，劝她悔改，且与日本丈夫处理好纠纷。
辞职不后悔
回国之初，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处理对日本贸易商务。尽管老板对人很苛刻，但我总是尽心尽力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后来他知道了我的信仰，特意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尊偶像，天天烧香。后来又买来一条龙，大大的张牙舞爪地，放在桌上。他有时出言轻谩神，让我做欺诈的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心中没有平安，不顾他的婉留，毅然辞去了这工作，并将客户送的个人礼品全部给了他。按他的请求留下了工作建议书，劝他善待员工，平等待人，遵守法律。后来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建议书起了很大作用，老板对雇员态度好了许多，并加了工资，买了保险。
离开那家公司后，我一位在保险公司的朋友热心地推荐我做业务员，我也通过了第一关的考试。但去报到的前夕，我受神的带领，去外地参加一个教会的特别聚会。在这个以圣经《启示录》18:4“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为主题的聚会上，我做了自己信主的见证。因为神的激励，圣灵的感动，我立志奉献自己，做传道人。回家后，我婉言谢绝了那份业务员的工作。这几年中我去了全国的一些地方，东西南北，在各处各方传扬主名。在城市、农村、医院、工厂、旅途中，把救恩的信息告诉众人。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农村，那里只母子两人是基督徒。一天这位母亲突然被主接去了。那时我正好在他们邻村，也去送别这位老人。在葬礼上我受圣灵的感动，向众人讲解了圣经中《哥林多前书》及《帖撒罗尼迦前书》关于复活的真理，圣灵大大地感动众人，他们纷纷表示也要信耶稣，使自己有今生和永世的盼望。我随身带去的百余份福音单张也被一抢而光。
缠绕在心头
上海市卢湾区某弄内住着一个退休教师，身患重病，我知道了他的地址，虽是素不相识，还是去了他那里，把福音带去，并送去一盒布道会的录音带。他听后老泪纵横，说：“我过去是在教会学校读的书，也听过福音，但总是不能相信，自高自大，认为不需要。真想不到在我的垂暮之年，神还是如此恩待我，让我听到他的声音。”他悔改信了主，还写信给国外的亲属劝他们务必要信主爱主。
在从杭州回上海的旅游列车上，有一大批春游的大学生正好与我在同一车厢内。他们看到我看的书，又小又厚，上面画了许多不同色彩的横线（这是我为记住一些章节而画），十分惊奇。我告诉他们这是圣经，是全世界销量最大、被翻译成最多文字、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惜现在许多人自以为博览群书，但这本恰恰是最有价值的书却不去好好读。我的话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纷纷传阅我的圣经，表示以后要好好地细读。后来他们一致要求我将主要的经节读给他们听，我就将圣经中我划出的内容大声朗读，当我读到最后两个字“阿们”时，他们也高声以“阿们”相应，列车也即时到了终点站，大家愉快地分手。我祷告神与他们同在，指引他们未来的道路。
新年前，我用贺年的机会，向我母校的老师及各地的同学、朋友们发出一封信，告诉他们神的救恩，告知他们认识真理，接受救恩的途径，以及购买圣经的地点等。我的信念是多多地传，广泛地撒种，随时随地，边走边唱。虽然不一定立时看到效果，甚至有人会抵触、反感、拒绝，但神的一二句话也许会缠绕在他心头，使他某一天终会接受。
回头这几年，我也经历了一些患难，苦楚，也有软弱、跌倒、亏欠主的时候。但这位全能的神保守了我，使我脱离各种险境。“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虽然我知道这不是一条充满鲜花的道路，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旅程，我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坚信主必指引我，开始我的新生命之旅。
作者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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