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说我们的祖国怎么怎么伟大，怎么怎么繁荣富强，在哪些哪些地方比外国（比如美国）好多了，这行。你小子有眼光，有骨气，爱国。
文／范学德
“祖国”成了偶像
“爱国”一旦与政治联姻，戴上了“主义”的桂冠，并且要从小教育、反覆宣传、用许多方式鼓动，那么，它一定会扭曲了、变味了，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意识形态”──歪曲地反应了社会生活。
爱国的情感是可贵的，但它却可能为权力所扭曲，即通过煽动起全民狂热的民族情感，来建造一个巨大而又空洞的偶像：“祖国”。并且要求芸芸众生，无论是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还是在这一块土地上出生的，都要向它效忠，对它崇拜爱戴。其口号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献出（个人的）一切。
明眼的过来人都知道，什么忠于祖国，幌子而已。是权力打着神圣的幌子来玩弄老百姓的爱国情感，让被愚弄的人心无二念地肯定：现存的一切（从社会秩序，到权力和制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若反对，就是不爱国，是卖国，是汉奸。
在中国，这一脉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
早在古代中国，“国”的观念就被“家”和“天下”的观念吞噬了。这“家”，不是每一家，而是“一家”之“家”；这“天下”，也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如此一家，非“皇家”莫数；如此一人，惟皇帝胜任，道是“孤家寡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前提，也是结论。因此，古时所谓的爱国是与忠君直接相联，只有忠君才是爱国。维系这一点的，不仅有皇权，更有渗透人心的伦常：“三纲”是也。“三纲”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其要义如宋儒所说：天下无不是的君。于是，“圣上英明”，君要臣死、民死，都不得不死。什么理由死，不必问，反正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现在自然都知道“国”与“家”有别了。但是，在祖国至上的爱国论的背后，沿袭的还是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的历史传统，只是充当这皇帝的个人或者集团，挂上了别的名目而已。
信教就是不爱国？
“信耶稣就是信教，信教就是不爱国”，这是扭曲了的爱国主义在信仰问题上的逻辑。虽然这逻辑很荒谬，但它毕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这历史大概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传教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以，就有了“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的挖苦之言。少了的那个中国人成了“鬼子”，但不是原装的“鬼子”，名之为“二鬼子”。
杀“鬼子”或“二鬼子”，则是因为把这“信教等于不爱国”的逻辑再往前推了一步──信教就是卖国。对于卖国者，杀无赦。动了这杀戒的，就是被歌颂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义和团。
在这场“杀鬼子”的动乱中，动刀动枪，杀人放火，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大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其背后煽风点火，出谋划策的，则是达官贵人，儒生士绅。前者对基督徒的仇恨往往见于直接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后者对基督的仇恨，则来自更深的恐惧：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曾国藩就这样声讨过：“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1）。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则在于，它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阴谋）”始终连在一起。这一点，从1840年，到1900年，到1949年，以至现在，一直没有改变。
无论是下意识地反感异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事物，还是出于有系统的诬陷，说基督徒不爱国，最容易挑起民众蔑视与仇恨基督徒的非理性情感。因为从鸦片战争起，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一直是被西方列强欺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心声。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指责信基督就是不爱国，无异是将基督徒置于“民族罪人”的历史地位，也给残忍、卑鄙地迫害基督徒的作法，戴上了神圣的光环。
而尤其这半个世纪以来，为了信仰而受难，就使得生活在大陆的基督徒，不但与其他的普通百姓一道受苦，并且，苦上加苦。但是就正当基督徒与同胞一同受苦受难时，当他们在苦难中还默默地爱自己的同胞，默默地为祖国祷告时，当他们忍受着耻辱与压迫，竭心尽力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好公民时，一百多年来泼在华人基督徒头上的污水，终于被殉道者的鲜血洗刷干净了。
基督徒是爱国者。但他们心中的国比祖国更大，是天国。
良性与恶性之分
爱国，似乎是不用教育的，那是情之所至，理之当然，想让他不爱都难。即使他在祖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能恨伤害他的那些人和那权力，但他恨不了他的祖国。这情感那么自然，那么浓烈，就像一棵小树那样，只要根扎在大地，那泥土中的养分、水分，它不能不吸收。
多年前看春节晚会，听到了一位男声唱余光中的诗：“到如今，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大陆在那头……”他还没有唱完，我就觉得眼泪从眼角流出来了。那样一种对祖国的爱，若不是出了国，是绝对体验不到的。
但是，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从朴素的爱国感情，到理性的、健全的爱国主义，到狭隘的、极端的爱国主义、到官方的爱国主义，虽然有时很难画出一条清晰而又确定的界限，但区别的确存在在那里。
殷海光在论述“我族中心主义”时说：从文化的观点来看，任何一文化的份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但有良性与恶性之分。良性者肯定并爱戴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但同时也欣赏并且尊重其他文化里的这些东西；恶性者，只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绝对的价值，并且这些价值只存在于我一族之中，并且优于一切文化，从而对别的文化采取了一种鄙夷甚至排斥的态度。（注2）
狭隘的爱国主义之所以狭隘，不仅在于它把自己的爱仅仅限制在一国之内，更在于它排斥人类的普遍价值、共同价值。而健全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健全，就在于它不仅爱自己祖国的一切真、善、美，而且爱一切的真、善、美，爱与美善相连的独立、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不论它出现在什么国家。
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健全的爱国主义有其“达”与“不欲”两个方面：就“达”而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不欲”而言，“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耶稣更把它提升到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根本原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
极端的狭隘的陷阱
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现实中，我们都可以不费力气地发现：狭隘的爱国主义往往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代名词，并且，它会迅速转化为赤裸裸的反西方主义。
狭隘的爱国主义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凡是”逻辑：凡是属于西方的，都是坏的，必须坚决反对。
它最先排斥的是一切外来的器物、技术（物质文明），从“洋火”、“洋布”，到“洋枪”、“洋炮”。这一层排斥是最容易消解的，因为物质文明是非常明显地不具有国界的，而且它有用。
在器物之上，排斥的是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文明）。那心态，正着说，是“汉家自有制度”，反着说，则是“祖宗之法不可变”。
无奈民主、自由和人权，乃当今世界之大流，挡是挡不住的。无论国情如何如何的特殊，当人们可以睁开眼睛自由地看世界时，他总是能看到法治社会与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无论有多少缺点，但总比专制、独裁、人治好得多。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哪怕它打着“祖国”的旗号，在道义上也撑不久的，只有破产一途。
若是从排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阵地退下来了，人还剩下一个阵地可以固守，这就是精神文化（精神文明）。凡是外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统统都是腐朽的，堕落的，甚至是反动的，必须坚决拒绝。套用一个公式，就是与西方的文化彻底决裂，或者说，与西方的观念彻底决裂。
拒绝“洋人”的“洋教”，不相信外国人的上帝，这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最后一块盾牌。
上帝居然有了国界的限制，这岂不是笑谈？但在这笑话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悲哀。指责“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爱国者”们，很少有勇气面对佛教，虽然他们都知道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为什么同是西方的经，这佛经就读得，圣经就读不得？
其中的一个奥秘就是：流传在中国本土的佛教，早被中国文化改造了、同化了，成了土色土香的中国佛教。这自然令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有许多的自豪。但是，面对着基督教信仰，我们却发现，它从根本上撞击了我们的文化，什么人皆为罪人，什么救主耶稣，这样一些观念，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的。（而正是这样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上影响了西方文化。）
基督教信仰更宣称：这上帝是惟一真正的上帝，这救主是惟一真正的救主，这救恩是惟一真实的救恩，而这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需要救赎。
这不能不令我们中国人反感。有点文化的，觉得这贬低了我们的孔孟老庄；以圣人、好人、新人自居的，认为这羞辱了他们的人格；平民百姓，总感到这有些霸道、别扭：我们把儒啊、佛啊、道啊、关公啊，和耶稣都搅和到一起来信，怎么就不行呢？
最滑稽的是，狭隘的爱国主义用来批判“西方人的上帝”的最锐利的武器，统统是从西方进口的。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还是东方主义，统统都是进口货。
走火入魔的境地
狭隘的爱国主义常常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它还有第二个简单而明确的“凡是”逻辑：凡是属于中华的，都是好的，必须坚决拥护。
爱国之情往往使人过高地估计他生长于其中的文化的品质，这是人之常情。但若到了一个地步，认为凡是我国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就连我这人种，都是宇宙间最纯正的，这就带上了邪气，因它使人心偏执。二战时的日本人相信，大和民族比世界上其它一切民族都优越，所以，他们就用屠杀来解救落后民族了。德意志民族如果没有对“日耳曼人的优越”强烈信念，希特勒无论煽多么大的风，也绝对点不起火来。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华夷之辨”，这一分辨，辨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在远古时期，中华文化与周边的某些文化相比，的确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这是事实。问题是到了今天，若还认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举凡我们的文学、艺术、建筑、园林、哲学，历史、语言、甚至景色和美食，都完全优越于其它一切文化，对此，只有走火入魔可作解释。
在当代的中国，爱国主义的走火入魔 ，走的往往不是文化这条路子，而是政治这条路。其公式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的利益，个人可以牺牲一切。
问题是在没有如日本侵略之类的情况下，这祖国的利益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因为在一国之中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家，许多的阶层，许多的社会集团，还有一些党派。就连一党之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也是党内有党的。那么，这祖国的利益到底是谁的利益？是否对所有的国民都有益？即使都有益，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得到了同等的好处？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种种的证明，大喊祖国利益的，往往是从祖国中受益最多的社会集团，并且，它们往往就是在祖国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正因为如此，动不动就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祖国的利益的，其代表性都是可疑的。
祖国的利益是有的，它是民族独立，人民自由，是繁荣富强，是法治，是民主，是人权。而实现这一切，绝对不是把“祖国”放在神龛中崇拜就可以达到的。把祖国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它造成的后果，恰恰害的是生活在这一国土上的平民百姓。
把祖国当成高于一切的，必然导致一种扩大了的利己主义──爱国的利己主义。这个词是费尔巴哈提出来的，他说：“不仅有单数的或个别的利己主义，而且又有社会的利己主义，有家族的利己主义，有集团利己主义，有区域利己主义，有爱国利己主义”。（注3）
一个基督徒，即使在他真诚地爱着祖国的时候，即使在他为了祖国吃苦受难甚至舍命的时候，他也清楚地知道，祖国并不是高于一切的。不止是祖国，世上的一切，无论是财富、科学，还是民主、自由、人权，都不是高于一切的。
这不是说科学民主这些东西不好，它们是好的，但不是绝对的好，而是有缺陷的美好，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至高至善的。这是其一。其二，无论它们怎么好，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创造出来的好，而人是被上帝创造的。人若敬拜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却不敬拜创造人的创造者，这岂止是精神的颠倒？这是毁灭的开始！
因此，正因为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所以我不能把祖国的利益视为高于一切。套用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我要说：“我爱我的祖国，但我更爱上帝”。
现代阿Q的疤拉
狭隘的爱国主义基于“两个凡是”的逻辑，又导出了另一种非理性心态，就是祖国是批评不得的。如果你说我们的祖国怎么怎么伟大，怎么怎么繁荣富强，在哪些哪些地方比外国（比如美国）好多了，这行。你小子有眼光，有骨气，爱国。但你若说祖国有什么病态，我们在科学技术上，在法治和政治制度上，在精神文化上有什么不足、落后，这就犯了大忌讳。你胡说！你小子是洋奴、汉奸！
这种非理性的态度，还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叫做儿不嫌母丑。这当然是顺着宋明理学的路子传下来的，由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变成天下无不是的祖国。
问题在于不嫌母丑，不能等于不承认母丑，或者索性鼓励她更丑。
基督教认为，不仅人皆有罪，而且凡是人所创造之物都打上了罪的烙印。祖国也是如此。这“母丑”，实际上往往正是罪之所在。因此，基督徒爱祖国时，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条件地爱祖国的一切，他不能爱祖国中那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东西，他们不能爱罪，不能爱邪恶，不能爱暴行，不能爱专制，不能爱愚昧。
基督徒不仅不能爱那一切的罪恶，而且他要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的确是罪恶。正是基督教信仰中的这一点实事求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笔者就时常遇到这种状况，你若是从信仰出发，对大陆的现状有所批评，有人就说你不爱国，尽管他们平时对那些现象深恶痛绝！
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海外的大陆人听台湾人说大陆哪些地方不好时，心里就很气，那态度大概也是阿Q似的，大陆，那也是你配说得的？而当我们这些人回国探亲时，若我们说国内什么地方不好，国内的人听了心里也很气，那态度和我们对台湾人的态度，一模一样。
由此想到了“爱国贼”一词。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是我在网上看来的，出自大导演姜文之口。姜在谈到他拍的那部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姜所谓的“爱国贼”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若拒绝任何对自己祖国的批评，那他的“爱国之心”与“贼心”就相距不远了。之所以是“贼心”，因为他偷窃了祖国的良心，扼杀了祖国的良知，成为祸国的工具。
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爱国者，由于他们揭露、批判了祖国之内的“丑态”（罪恶），就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远的不必说了，现代的，彭德怀将军就是一个明证。他就因太爱这个祖国，说了大实话，所以死后多年，身上还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笔者还想到一些基督徒，尽管他们身上背着“帝国主义走狗”、“帮凶”等等的罪名，但他们就是被关在祖国的牢房中的时候，还默默地为祖国祷告。
异乡人的心里话
几年前我刚信主时，由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突然想到了一个怪问题：基督徒有祖国吗？想来想去，我不得不承认：从终极归属的意义上来说，基督徒是没有祖国的。
基督徒的国是天国。他属于基督而且只属于基督。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连他自己也不属于自己，因为他是属于主的。
世界上一切的“有”，包括我“有”祖国，都会归于消亡。因此，它们都是暂时的“有”，不具有永恒性，从而，不得称为真正的“有”。真正的有是与永恒相联系的，是在永恒中的“有”，换言之，它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因此，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基督徒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不错，他们有祖国、有故乡，但那不是他们真正的家乡。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那是上帝亲手为他们所预备的城，这上帝之城美好无比。
但在现实中，人是有祖国的，基督徒也不例外。比如，我生而为中国人，喝着中华文化的乳汁长大。长江黄河，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山水园林，这一切已经深深地铸入我的生命中，无可挽回。尽管在美国居住了十多年，但我的心眷恋的还是那片故土，我的祖国。
但对今日之我来说，祖国不是一个名字，不是可怕的权力，而是实实在在的乡情、乡音，是父老乡亲，是老师，是同学，是童年走过的路，是年轻时破灭的理想，是中年时精神上走过的地狱。即使我有不满、不平、怨恨，即使我有时想忘记，但我忘记不了我的祖国。此生此世，我注定是中国人，无可改变。
中国，那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既然上帝让我生而为中国人，既然上帝让我在神州大地上长大，既然上帝让中文成为我的母语，这其中必有他的美好计划，我欣然接受。
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主的命令使我不能不爱我的骨肉同胞。耶稣命令我爱我的“邻居”，也就是我的骨肉同胞，不论他们居住在哪里。如果我连我的骨肉同胞都不爱，我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吗？我还会爱上帝吗？不会的。
主命令我向我的同胞传福音。福音，这是天下最好的消息，最珍贵的礼物，我怎么能不传给我的同胞呢？如果我爱他们，我怎么能不传呢？即使他们不理解我的心，又怎么样呢？因为除了主耶稣，谁能拯救中国人呢？
祖国啊，我的骨肉同胞啊，回头吧。你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你迷失得太久，回头吧，回到上帝的怀抱中吧。我的同胞啊，回家吧，唯有上帝的爱才是人永恒的家园。
注：
1.谢扶雅《基督教与整个思想》第286页。
2.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第121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册，第806页。
作者原为党校马列哲学讲师，现住美国伊利诺州，自由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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