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墟上继续生活

 

 

 

 

文/余杰

 

 

 

废墟的下面

 

走出以复杂和肮脏闻名的纽约地铁站,转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世贸遗址便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密密的铁丝网,已经将这片浸透了泪水和鲜血的土地圈了起来。在铁丝网上,挂着数十块黑色的金属牌子,每个牌子上都密密麻麻地铭刻着数十位“九一一”遇难者的名字。

这样的黑色牌子一个接一个,有几十米长,遇难者的名字加起来一共有两千多。每一个沉默而简单的名字后面,都隐藏着一个鲜活而热烈的生命,他们都曾是父亲,是母亲,是丈夫,是妻子,是儿子,是女儿,是兄弟,是姐妹……

这些朴实无华的名牌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总裁与职员、富翁与侍者、警察与消防队员,都聚集在这里平等了。

世贸原有地下建筑的残骸还依稀可辨,从庞大的地基就可以想像昔日的恢弘。在世贸被摧毁之前,我没有来过,只是在照片和电影中,看到过这两栋举世闻名的建筑。我来的时候,双塔已经倒下,死亡也已经发生。有人说,伴随着双塔的倒下和生命的消失,是人类对文明秩序的动摇,和对信仰根基的疑问。真是如此吗?

惨剧发生之后,美国葛理翰牧师在电视上说:“看到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大楼,我们万分恐惧。那些建在牢固根基上的宏伟大厦,是美国创造力和繁荣的象征。遭到撞击之后,这些建筑物轰然倒塌……但是,在废墟的下面,是永远也不能毁灭的根基……我们正开始在这个根基上重建。这个根基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

如果没有信仰,很难想像美国能够如此迅速地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正如一位基督徒所说,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让人们刚硬的心肠重新点燃怜悯,使每个人从关怀自己的邻舍做起,用祷告与关怀堵住社会的破口”。

然而同时,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和北大的“新青年论坛”上,幸灾乐祸的人竟然占大多数;有些中小学生回到家中兴奋地向父母报告美国被炸的“特大喜讯”,有些老师带领孩子们在课堂上鼓掌欢呼……

同时,我因为在一封向美国总统和人民表示问候的信件上签名,而被许多人辱骂为“卖国贼”。“今夜我们是美国人”,这个“九一一”之后,在许多国家喊出的口号,在中国却几乎成了一个“耻辱的标签”。

但在我看来,与“九一一”的死难者站在一起,是一个有正常的感情和理智的人的本能。我毫不后悔自己所表达的一切。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而造的“人”,当然先于作为种族概念的“中国人”而存在。人们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但不同的看法,非得以丧心为恐怖主义叫好来表达,这未免超越了人类的伦理底线。这样的“爱国”,不仅不会增加祖国的荣誉,反而会给祖国带来耻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把“九一一”也看作中国的国难,它显示了中国教育的失败。

当然,也不乏清醒的反思。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篇署名“良言”的清华人的帖子,这样写道:“当你们对着遇难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民额首称庆、抚掌叫好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正加紧考托、考G的步伐,去实现心中的美国梦。我实在不愿意用‘虚伪’一词形容清华网上一群自大自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师弟师妹。但是,想想若干年后,你们中有人终于拿上美国绿卡,手按前胸向星条旗发誓的样子,回首今天你们的血气与愚昧,岂不像一个跳梁小丑么?……

你们可以允许自己用年轻付上不明是非良善的盲从的代价,但是千万不要允许仇恨代替爱,嫉妒代替怜悯,苦毒代替宽容在你们尚未成形的心土上滋长。”

我想,这段话不仅是写给清华人看的,也是写给所有的中国青年看的。可是,有多少中国青年,注意到这样诚恳而深切的呼吁?在世贸遗址外边,我合掌为遇难者们祷告,也为中国青年的心灵祷告。

 

 

天涯共此时

 

晚上,我去纽约的侨声电台接受专访,见到了著名的主持人江汉。江汉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正式职业是电脑工程师,主持侨声电台“天涯共此时”节目,是他兼的一份义工,虽然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却坚持了整整八年。做电台主持是他的兴趣所在,这些年来,很多老听众已经离不开“天涯共此时”节目了。2001年9、10月间,因为哥哥在“九一一”事件中遇难,他不得不把节目停了一个月。结果,这段时间里有数以百计的电话和信件,来询问他的去向以及节目的未来。大家都忧心忡忡,生怕就听不到这个心爱的节目了。

一听到江汉的哥哥在“九一一”事件中遇难的消息,我立即向他表示安慰,同时询问详细的情况。这是我访问美国期间,遇到的第一个活生生的遇难者家属。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美国人谈到“九一一”,却没有机会与一名遇难者的家属会面。这次真是一个巧合。

节目结尾后,江汉一边开车送我回宾馆,一边用低沉而浑厚的声音给我讲述他的家庭、他的哥哥江淮。车窗外是纽约闪烁的灯火。

“江淮”和“江汉”,这是父亲给他们兄弟俩起的名字,就是“淮河汉水情”,寄托了父亲对故土深深的思念。

所以大哥江淮每次向新朋友们介绍自己时,总是这样说:我的名字是两个字,姓就是《约翰福音》7章38节中,“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的“江”,名是淮河的淮。

在母亲的影响下,从高中二年级起,江淮就成了一名基督徒,后来江汉也成了基督徒。江淮经常背着大鼓,随着福音队,走遍台北的大街小巷。

1971年,他们的母亲生病逝世,年仅四十二岁。在病榻的三个月中,母亲的身体已经衰弱得不能言语,唯有她口中的赞美和坚定的信心不变。

1980年后,江淮、江汉先后赴美留学。刚到美国开始学业,江淮便创建了在新泽西的教会,就在他简陋的学生宿舍中,开始了十个人的聚会。二十多年之后,已有数百位基督徒,分在三处聚集。

在美国的日子,兄弟俩始终彼此扶持。那份感情让他们在台湾的老父亲深感安慰,也让周遭的朋友们羡慕。十六年以来,兄弟俩每天以一通电话相互问候。江淮的话通常不多,只要知道每个人都平安他即满足……讲到这里,江汉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静穆纪念册

 

“灾难发生的那天,你是如何度过的呢?你到了现场附近吗?”我问道。

江汉说,当被劫持的第一架飞机,撞上第一栋大楼之前,他还给哥哥拨了一个电话,想给哥哥一个惊喜,因为他准备了一份哥哥期待已久的礼物。电话没有人接。

几分钟以后,江汉就在电视上看到了世贸被撞、着火燃烧的场景。他被惊吓得四肢发抖,因为哥哥一般都是早上八点半上班,办公室就在世贸第九十五楼。

江汉疯狂地拨打哥哥办公室的电话,却始终没有人接听。那一端是死一样的沉寂。

江汉所在的公司立即宣布下班。由于同事们都知道江汉在找寻哥哥的下落,他们都不让他去曼哈顿下城。同事们拉着他,像逃难似的奔跑在皇后大桥上。他只能频频向后方回首,放眼所及,除了一片弥漫的硝烟外,熟悉的世贸大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心也一直在往下沉。

那天,当江汉步行六个小时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已全然崩溃,因为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哥哥。

此后的几天,江汉一直希望接听到哥哥报平安的电话,然而哥哥那熟悉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他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哥哥,虽然明知希望渺茫也不愿放弃。

他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波发表的伤患者名单。然而,每一次名单的发表都让他陷入更深的哀痛之中。直到最后,死亡名单中出现哥哥的英文名字。

讲到这里,我到宾馆了。但是,我还想更多地知道有关江淮的故事。于是,江汉对我说:“明天下班之后,我给你带一些资料来。”

第二天,当我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结束讲演之后,果然发现江汉在门口等着我。他把一本深蓝色封面的、沉甸甸的书递给我说:“这是一本哥哥的纪念册,里面有很多朋友对他的回忆,对你走近他也许有所帮助。”由于旁边还有记者等着采访我,我们来不及深入交谈,只好匆匆告别。

这本正方形的纪念册,深蓝的封面静穆如大海,上面只有一行烫金的小字:“神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座城”。这大约就是纪念册的名字吧。

“九一一”惨剧发生半个多月之后,来自全美各地和台湾的基督徒逾千人,在佛兰克林的新会所举行了江淮的追念见证会。江淮不是官员,不是富翁,却有如此之多的人前来参加,只因为他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他们的文字和发言便集结成了这本书。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开始阅读《神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座城》,开始进入一个基督徒高贵的内心世界。书中没有一张江淮的照片,我却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比肉体更加重要的是人的灵魂。这是在高高的云端之上,我听见了与江汉的声音相似的一种亲切而温和的声音。这声音也许就是江淮的。

从一篇篇的描述文章中,江淮的形像逐渐凸现出来。在家庭里,江淮是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在教会里,他是一位让所有人都感到如坐春风的大哥。即使自己还处在求学的艰难时期,他也念念不忘帮助那些刚来到美国的台湾和大陆的朋友。

他曾把新婚的家作为聚会的场所,主卧室里只有床垫而没有床,客厅更是全部腾空,只放聚会用的桌椅。

他帮助新来美国的学子租公寓,还撮合了好几对美好的婚姻。他很会制作米酒,如果有姊妹坐月子,就会收到他亲手制作的酒酿。他还很会包饺子,参加聚会的朋友几乎都吃过他包的美味的饺子。

江淮每天开车两小时到纽约上班,下班后又要为小孩和更晚下班的妻子做饭,常常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去聚会。聚完会回家,又让妻子去指导孩子的功课,自己来清理碗筷、收拾家务。在这样忙碌的生活中,他每次都早早地来到教会,晚晚地离开,帮助、服事别人毫无保留……

 

 

上帝在泪里

 

如果用佛教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来衡量,我们怎么接受这种“善有恶报”的残酷现实?江淮的罹难,证明上帝错了吗?或者是上帝不爱我们吗?

基督徒们回答说:答案恰恰相反。如果把这一切放在基督信仰之中,疑惑将迎刃而解。

因为中国式的宗教充满了“要求”与“获得”的渴望,而基督教的核心却是“给予”与“忏悔”。《约伯记》已经给出了这样的启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因信仰而受苦,是他必须的承担。江淮的罹难,印证了《约伯记》的真理。

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多次引用《诗篇》的句子:“我像水被倒出来,我的骨架都已脱节,我的心变成了蜡,在我里面融化。”

他指出:“要看到真理,不仅需要有敏锐的眼光、机灵性、警觉性等等,而且需要有舍得一身剐的胆量和能力。这非一般意义上的胆量和能力。让人同意在啼饥号寒中生活,经受凌辱、咒骂,烤成法拉里斯的公牛,还不够,需要唱赞美诗的人的预言:

“在我里面融化、粉碎和打破自己灵魂的骨架,即被视为我们人的基础的东西、我们习惯上看作永恒真理观念的全部规定性和明确性。”江淮接受了上帝赐予的命运,他像水一样倒出了自己,他必会获得了天上的一切。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认为,信仰是因颤栗和不安而产生的,信仰因重负而幸福。上帝永远不会忘记人的脆弱和不完美,上帝的爱比我们的爱伟大。上帝允许发生的事情,都在人可以承受的范畴之内──包括“九一一”事件、包括江淮的离开。

正如齐克果所强调的那样,“对于上帝我总是错的”这种想法,使我们相信上帝不会错,错的是我们。这种想法从两方面表现出它的威力──一方面是结束了疑问,一方面是使行动有了生气。“如果你敲门,门却没有开;如果你尽力寻找却没有找到;如果你努力工作却一无所获,如果你辛勤耕耘却没有受到上帝的赐福;如果天堂的门关闭,但证言没有到来,你在工作中仍然快乐;如果惩罚降临于你,你依然快乐──因为对于上帝,我们总是错的。”

如果你在危难时刻依然能够坚持信仰、依然能够体验到上帝之爱,那么你的信仰就是真正的信仰,它如磐石般坚固。相信江淮必是如此。他的突然离开,诚如保罗所说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迎接他的将是一座上帝之城,是丰丰满满的永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传道人远志明在“九一一”之后,写的一篇题为《上帝在哪里?》的文章。是的,在那大楼倒塌的时刻,上帝为什么不阻止惨剧的发生呢?上帝究竟在哪里呢?

远志明说,上帝在我们的眼泪里,上帝在我们的信念里,上帝在我们的使命里。上帝自然有他奇妙的安排,“我看见在患难中上帝与美国人民同在,上帝与人类同在……

“假如没有永恒,短暂将无比嚣张。假如没有公义,罪恶将不可抵抗。假如没有上帝,人类将很快灭亡。更重要的是,假如没有人类、起码是一部分人类持有对上帝、永恒和公义的坚定信念,没有他们基于这一信念而甘愿献出的巨大牺牲,我实在不敢想像人类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是的,因此人类方有可能在废墟上继续生活,坚守公义、信仰和爱。

 

 

作者现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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