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人生到了绝处，那种彷徨无助，满肚子伤心怨恨却又有冤无处诉的滋味。
文／梁文博
福出不测
感恩节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一家团聚、围坐大吃烤火鸡的欢乐假期。但是在我们家中，感恩节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1995年11月22日，在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一个阳光普照、温暖如春的下午，我如常地在办公室工作。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传来一个很有威严的男子声音：“我是今天当值的保安护卫主任，现在要通知你一件急事。就是你太太刚被人发现在办公室昏倒地上，原因不详。我们召来911救护车的医疗人员，几经急救后她仍然不醒人事，所以已于半小时前送往离这里最近的Scripps Memorial 医院急诊室，请你立刻前往 。”
那天刚巧是感恩节前一天，虽然只是下午三点，路上已经到处水泄不通。我虽然心急如焚，却是寸步难行，在途中不觉思潮起伏。想起午饭前还跟妻子通过电话，曾谈起如何欢度即将开始的一连四天的假期。只不过相隔几小时，好端端的一个人竟会忽然昏迷不醒！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也无法接受。
一小时后，终于赶到医院急诊室的停车场，却怎么也找不到停车位。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先把车子停在一个不会阻塞通道的位置，却不知从哪儿忽然跑来一个警卫员。还好他问明原委，竟在我车前放下一个急诊室病人家属特许临时泊车证！
急步跑进医院大门，终于在急诊室找到一脸苍白的妻子。她很安祥、双目紧闭地躺在病床上，就好像熟睡了一般。赶忙上前喊她的名字，但没有丝毫反应。
一个穿白袍的医生闻声走过来，郑重地跟我说：“我实在很担心你太太的病情，因为电脑扫描的结果，证实了她脑部有血管爆裂，所以现在昏迷不醒。还好她现时心跳和呼吸都尚算规律正常，不过我恐怕她未必可以安全度过今晚。很抱歉她的情况真是很危急，你需要有心理准备。”
这几句平淡的话，却有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骤然逢此巨变，我真不知道怎么可以“做好心理准备”！那医生却很有耐性地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只用手轻轻拍拍我的肩头，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了解和怜悯。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沉声问了一句：“那么，我们下一步应当怎办？”
医生略为想了一想才回答：“为安全计，等工作人员稍有空，便会把她从急诊室转移至深切加护病房。我已安排了一位驻院的脑科专家来帮忙，但他正在进行手术，要等他从手术室出来诊断病情后，才能决定下一步的疗程。”我点点头表示明白，医生才匆匆离开去检查另一位病人。
我坐在妻子的病床旁边，握着她的手，一时百感交集。想起我们在中学时代偶然认识，成为好朋友，继而相爱互定终身。我俩都在香港出生和长大，早年移民加拿大，刚搬来加州只一年多。但两人都有稳定的专业工作，生活还算平顺安乐。
许多的欢笑，几多的眼泪，以及这十多年共同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忽然间都一一浮现在脑海。我们也曾一起奋斗度过不少艰辛的日子，对将来我们更有不少未实现的梦想。我们还未算踏入暮年，上个月妻子的全身健康检查是一切正常，怎会想到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竟要永久的诀别？竟可能就在今天？
忽然想起我们那年仅五岁的女儿，难道她年纪这么小便要失去母亲吗？这个念头蓦然把我带回现实，因为女儿仍在学校，必须在下午六时前接她回来。但是，我又怎可以离开躺在我面前、病危的妻子呢？我生性倔强，一向做事都是“独行侠”作风，从不想劳动其他人。但思前想后，也许这次还是要找人帮忙才是办法。
拿起桌上的电话，先找住在附近的母亲和大哥，却只听到电话留言录音，和长响没有人接听的铃声。再试着找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结果。前后大概打了廿多个电话，竟然都未能联络上任何一个人！
这时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人生到了绝处，那种彷徨无助，满肚子伤心怨恨却又有冤无处诉的滋味。望见垂危的妻子，虽属至爱，有如刀割的心充满怜惜，但我又能够做什么才可以帮助她？我一生中确曾遭遇不少挫折失败，但这种孤单、失意和无能为力的伤感，实在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多年来日积月累的那种“世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的自信和骄傲，一刹那间竟然完全崩溃。
无助之境
已过了下午五时，却仍找不到任何人帮忙。在激动和没法可想当中，也只好很理智地离开医院，赶往女儿的学校。途中交通仍是很挤迫，但却给了我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个马上便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应该如何把这事情，告诉年纪还这么小的女儿？一个五岁大的小女孩，是否可以明白这突然发生的事情？其弱小的心灵，又可以承受多少压力和感情上的创伤？但假如我只是强颜欢笑、好言安慰，让她安心相信妈妈会很快康复如常，那如果这个美丽的谎言一旦破灭，她会谅解和继续信任一个说谎话的爸爸吗？
还好终于在六时前赶到学校，其他小朋友都早已回家，所以女儿和有点等得不耐烦的老师，见我来到都松了一口气。女儿好像预感到情况有点不寻常，上车第一句话就问：“妈妈在哪里？为什么她不来接我？”
我握着她的一双小手，咬紧牙根柔声告诉她：“妈妈突然病倒，现在躺在医院里，希望医生可以医好她。爸爸跟你在一起，大家都要勇敢一点。”女儿哗的一声便大哭起来。我把她紧紧拥抱在怀里，轻声说：“假如你觉得哭出来会舒服一些，爸爸便陪你一起哭吧。”
我竟然想不出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话，只好父女俩傻傻地抱头痛哭了好一阵子。实在不忍心也不放心在这时候把女儿交给别人照顾，反正也找不到人帮忙，于是便对女儿说：“我们现在到医院去看妈妈，那儿是不准哭着的小孩子进去的，所以到了医院你便不要再哭，好吗？”
女儿没有答应，一路上仍是哭哭啼啼。但车子一转入医院的大门，便见她一脸坚决地擦干眼泪，很认真地四处留意，要帮我找停车位。隐约感觉到女儿好像在这数十分钟内，忽然长大了两三岁，心中不觉一恸。
妻子终于搬入深切加护病房，情况未有改变。脑科专家却仍未见从手术室中出来。我们待在等候室中苦候，女儿勉强吃了一块她平时最喜爱的苹果派作晚餐后，终于也累得把头枕在我的大腿上睡着了。
就在这等待的时刻中，心中突然有极强烈的一种冲动，觉得很想祈祷。虽然我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从小便跟他们每星期日上教堂，中学时也在天主教学校就读，我却从未信奉过任何宗教。还记得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曾很认真地追寻和钻研各种宗教和哲学思想。多年来也多少因接触到许多教会内的虚伪、腐败和明争暗斗，而对宗教信心尽失。也许很多宗教都导人向善，但根本不能很科学化、有系统地去证明，确有一位唯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存在。更不明白，若真有大能公义仁慈的神，又何以每天都有这么多悲惨残酷的事情，在世上那么多的角落不停地发生？
后来我这种追求真理的纯真，也渐渐地在忙碌的工作，对人和社会的失望，与倔强的自信和骄傲中烟消云散。其后最狂妄自大的结论，就是宗教只不过是弱者紧抓住的拐杖，我并无此需要。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争取。故此我虽不去存心害人，却也很少关心别人，只在四周筑起保护的围墙，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对于一个差不多二十年没有祈祷的人来说，忽然感到这么强烈想祷告，实在很难解释。大概在困难绝境当中，打碎了骄傲自大之余，心中仍是希望，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说不定可以帮妻子绝处逢生。
在那恳切的祈祷中，我真的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承认我两人多年来的过犯，希望神除了宽恕我们以外，也再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再在一起，过悔改后完全不同的生活，也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
祷告后，忽然间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平安和释放。同时，心中也有一个新的强烈的感觉，好像知道妻子最终必能安然度过这个难关，这第二次机会，神已经应允了给我们这个家庭。
一线曙光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绿色手术袍的医生走过来，说已检查过妻子的病情，要我先签署他手上的手术授权书，让他马上做一个小手术，减缓她脑部所受的压力，使她有机会可以醒转。也不知哪里来的信心，我没有再追问什么，便很快签好授权书。那医生也不多费时间，转身便走。他再出现时，已是一小时后。他气定神闲地拉了一把椅子在我面前坐下，也用了解的眼神打量了一下我们父女两人。
我直截了当地追问妻子的病情到底怎样，下一步又应怎样做。他想了一想，便用很肯定和平淡的语气说：“刚才的小手术，已经成功地把病人脑部的压力舒缓，血管爆裂时，她也没有失血太多。我已用药物把她的血压减低到正常人的一半左右，以避免血管再爆裂，一切能为她做的都已经做了。她的情况暂时尚算稳定。现在只能等她自己从昏迷中醒过来，才可以进一步查清楚爆裂的血管在什么位置，希望可以修补。”
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我知道你很担心，但我必须让你明白实情，也不能让你有不切实际的过度乐观。这样子脑部血管爆裂的病人，有三分之一在事发数分钟内便死亡；也有三分之一的生不如死，成了植物人，永远昏迷不醒；其实这三分之二的病人都不会有痛苦，从某个角度来看还算是幸运的。余下的三分之一虽然醒过来，却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永久损伤和残障，例如失去手脚活动的能力，又或者影响到视力、听觉、甚至理解思考和记忆力。”
情况实在不乐观。妻子要醒转过来，可能只要等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一年半载？也可能永远也不会苏醒！康复的进展和结果，根本是没有人可以预知的。只是明白到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康复仍是漫漫长路，仍是一场经年累月的持久战。
但我心中仍然觉得很平安，所以竟然问了一个好像很傻的问题：“那么，以你所知，到底有没有病人可以完全康复过来的？”足足有两分钟的沉默，医生才很审慎地回答：“我不想让你有过高的希望。以我多年的经验，如果能够照顾自己每天基本的起居饮食、过正常人的生活，便算是完全康复的话，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但若要求回复到跟发病前一样，却恐怕万中无一，至少在众多的病人中我尚未见过。”
百分之五的机会虽然渺茫，却仍是绝望中的一线曙光。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希望和力量，心中竟有极强的信念，相信妻子必定会完全康复。这当然不是很理性的结论，但自从祷告后，那种莫名的平安，的确是那么真实，只记着一切都在无所不能的神的掌握中，跟初时那种孤单无助的滋味真是截然不同。
医生走后，便匆匆把女儿送回家中，并安排好母亲过来帮忙照顾。当我赶回到妻子的病床前，开始这漫长的守候时，已接近午夜时分。虽然前途未卜，但经过了这难忘的一天，心中隐约感到生命中的明天，想必跟以往会有很大的分别，却未知到底会变成怎样。
守候在妻子病床前的时间过得很慢，但却给我一个很难得的静坐沉思的机会。回忆起生命中一幕幕的往事，真是百感交集。也会思前想后，问一些“如果以前怎样做出不同的决定，那么今天又可能会有怎样的分别”这一类没有答案的傻问题。也会抚心自问：“为什么妻子落得眼前的光景？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吗？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照顾和爱护她吗？”
我握着妻子的手，重复又重复地在她耳边细诉，提醒她丈夫和女儿都全力支持她，希望她可以马上苏醒过来。也请她尝试用一些简单指定的小动作，例如动一动姆指来回应，让我知道她能够听懂。此外也不断地祷告，祈求她可以醒来和完全康复。这一种特别的等待和盼望的心情，是我生平从未经历过的。最奇妙的就是心中仍然很平安，也很真实地感觉到，大能的神已经应允了我的祷告，假以时日，妻子一定会完全康复过来。
绝处逢生
终于在昏迷了二十六个小时后，妻子逐渐苏醒过来。初时只能动动手指，继而可以张开眼睛认得人，也会说几句简单的话，例如抱怨头很痛等。跟著作了详细的扫描检查，找到了头部血管爆裂的位置。医生诊断后，也认为有机会在不进一步伤及脑部的情形下，动手术把破裂的血管修补。此外也证实了一些基本的功能都大致正常，例如听觉、视觉及手脚的知觉和活动等，都应该没有受到太大损伤。
经过了五个多小时的脑部外科手术，医生终于首次露出一丝笑容，宣布血管的破口已经修好。不过，他也谨慎地提醒我，脑部手术后的各种致命的并发诊，仍然有可能随时发生，大概要等过了七天后才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都是大好的消息，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妻子已很幸运地成为那三分之一有机会复原的人。在跟着来的几星期中，妻子的康复过程极其迂回曲折，我的心情也有如过山车一般时高时低。其中包括因医疗保险的限制，病人未能离开深切加护病房便要转换医院和医生。也经历过在脑膜炎感染下一百零五度的发高烧，以及对许多药物都有强烈的过敏反应。更令人担心的，是短暂失去了记忆功能，亦即刚发生的事情都没法记住，同一个问题十分钟便忘了答案，又重复再问一次，但是，她都一一走过来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有几位已信主的朋友，在闻讯后分别在所属的教会和团契中发动祈祷网。这一群大部份素末谋面的弟兄姊妹，人数几达五百人，每天廿四小时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为我妻子的康复恒切祷告。这种爱心关怀，实在使我们万分感动，却始终未有机会一一致谢。
在1995年除夕的大清早，妻子终于获准出院回家，刚好赶得及过新年。最难忘的一幕，是看见她坚决不要别人扶持，自己站起来慢慢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经过了一年多的休养后，妻子大致恢复到与病前没有多大分别，没有任何残障，也有能力如往常一般担负专业的工作。
我很清楚知道，我们实在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听祷告的神，因为恩典慈爱，竟然真真实实地应允了我的祷告，赐给我们一家人宝贵的第二次机会。经过了这个生命中的插曲，我们的人生观有所改变。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无常，更懂得爱惜每一天的生活，也认真希望可以找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寻和学习后，终于在1997年春，妻子和我两人正式受洗。每年的感恩节，亦成为我家一个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作者现居美国加州圣地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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