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永龙
三难的困局
1996年圣诞，我鼓足了勇气，拿出了全部积蓄，一家四口到佛洛里达州奥兰多市度假。那时我内心深处有个想法：要么换个活法儿，要么路已走到尽头儿。
我那时来美已近十年。十年间，我磨磨蹭蹭地读学位，三心二意地打工持家，不死不活地找工作。看着俩个吃WIC（妇幼食品补助计划）的孩子渐渐长大，他们总是面带不解地看着总是面带严峻的父亲。沉默寡言的妻子为了持家已打了八年工。用她的话说：“连日本鬼子（抗战八年）都打走了，还要等到何时？”我无言以对，既欠疚，又无奈。
在学业方面，我的论文总是差那么一小节儿。是九十年代初低迷的经济状况，毕业就失业的现实，使我无心去填上那一小节儿。找工作找了两三年，寄出的求职信可装满一购物车。大多是泥牛入海。少数以卡片答覆。卡片写得恭谦礼貌，末了一段总是这样：“与此同时，愿您在您的艰辛努力中行上大运（In the mean time, best wishes in your future endeavors）。
电话的留言
奥兰多市度假回到辛辛那提市，电话上有几个留言。一一听过，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亲爱的永龙，本公司决定邀您到公司来面试。我们会从速和您联系。”留言的最后没有报姓名，也没有留下电话。但这位男士的声音很像Abbott Lab一位韩裔经理的声音。我已接受过他的过电话面试。
找到一份与所学相关的工作，是我那时最强烈的愿望。那是我们一家人从穷学生晋升到中产阶级的转折点。但我早已变得非常实际。此人不留姓名和回话号码，也让我感到奇怪。接下的几天，我小心地抱着希望。而这隐约的希望，给辛辛那提灰色的冬天多少添上点色彩。几天后的上午，电话铃声响起，我接了电话。
“喂，您找谁？”
“嘿，李永龙，是你小子！”
我一时没听出那人是谁，就问了一声：“您是谁？”
“噢，我是曹XX。”
“噢，原来是你呀。”
我们曾经很相熟，多少次同去参加party（派对），同去公园Bar-B-Q（烤肉），也多次在另一位朋友家唱Karaoke（卡拉OK）到半夜。他大约在两年前，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离开了辛辛那提。我和他就没再有联系过了。
“老李呀，前几天的留言听了没有？”
“什么留言？”
“就是约你来公司面试呀！”
“……”我一时无言。
“怎么样，老李，把你激动坏了吧？哈哈哈哈！”
我慢慢放下电话。
一把盐撒到我敞开的伤口。我成了他假日无聊寻开心的对象。
满腔的愤恕
曾几何时，我是拿全额奖学金，国家教委选派的优秀学生。这时我已成了一个让人寻开心的对象。这件事很快在那些同是穷学生的难兄难弟间传开。有位伶牙利齿、一同打工的女士，打电话去曹先生家替我抱不平。据说曹太太对他一顿骂。来安慰我的人很多，一时间，我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
我内心充满愤怒，但又浑身懈怠；我很想找他理论，可又对他充满不屑。我愤怒是因为他所做的，近乎同桌吃饭却用脚踢你；我浑身懈怠，因为我很清楚，要么豁出去寻求个痛快的报复，要么我奈他何？但看着妻子和孩子，豁出去谈何容易？
我对他充满不屑，因为他也找到工作没多久。在那之前，他何曾不是拖个长脸为找工作犯愁么？我出生在吉林，父亲连小学都没毕业。在我不大的时候，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他教训了我一顿。他说：“小龙子，记住，缺啥莫缺德。那种踢寡妇门，挖绝后坟，打瞎子，骂哑巴的事，不管胜算如何，绝对不许做。”曹先生所做的，在我看来，正是以他已有的嘲笑尚无的。而那“无”，恰是我最痛之处。
内心的挣扎
我去教会多次，但一直不信。因为我赴美之前，曾受到国家教委的集中培训。为了让我们那批年轻人有“抵抗西方思想侵蚀”的能力，培训中心的人员专门请来讲员，讲解西方宗教。讲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对圣经很有专研。因他能把圣经在一个小时里，向一群从没读过圣经的年轻人讲个大概。
我记得他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他讲的最多的是雅各。就是那个充满心计又与神摔跤的雅各。他觉得那就像是西方人的化身。他对耶稣讲得不多。但对基督教的结论却是落在耶稣身上。他说西方宗教就像一群傻子遇上一个骗子。记得当时的我们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后来，经历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我已不再认为我是“精”的人。但那位教授的结论仍让我心有余悸。难道我真的要成为甘心受骗的一个傻子吗？
然而家庭、学业、工作三难中的挣扎，六四事件在我心灵中的震撼，亲历了海外民运中的勾心斗角，再加上老朋友的奚落，当我看到教会的基督徒唱“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的虔诚时，我的心被摸到。1996年底，我下了决心变成一个“傻子”。
一小撮的盐
基督徒讲求饶恕，但那份电话留言，却始终让我耿耿于怀。虽然我后来终于找到了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进入了中产阶层。但那份被嘲弄过的痛，总是隐约而在。
接下来的两三年，我成了一个得空就去去教会的基督徒。直到2000年初的一天，牧师讲道引用了《马太福音》7：3“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话对我有些扎心。
那时旧约故事我读了不少，多半是为了与基督徒争辩所做的准备。新约圣经不甚了了。回到家我特别找出这段圣经，中英文反覆读了几遍。我终于悟出那是上帝对我的特别提醒。是的，为什么我就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在天津上大学时，天津的同学经常拿人找乐儿，难道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哄堂大笑吗？难道我不曾戏称一位蔡姓的基督徒为小菜一碟吗？难道我不记得他那受到伤害的眼神吗？难道北京大学的教授说基督教就是一群傻子遇上一个骗子，我没有跟着大笑吗？……我从创伤中完全释放了。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位曹先生。如果不是那一小撮儿盐，我可能还在信仰之外苦撑。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何其难呢，要跳出积习已久，驾轻就熟的“精”人的团体，需要的不仅仅是三难的困局，也需要那扎心作痛的一小撮儿盐。
作者来自吉林，现住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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