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达芬奇密码》只是一本小说嘛！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当作娱乐去读就是了。可是，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如果有人以奴隶社会或南京大屠杀作为小说主轴，却同时声称从未有过奴隶制度或“屠杀”，会怎么样？
文／曾思瀚 译／吴莹宜
引言：为何小题大做？
丹．布朗（Dan Brown），《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一书的作者，在美国NBC电视节目“今天”的访问中说到：“显然地，本书的主要人物罗伯特．兰登（Robert Langdon）是虚构的，但是其它所有关于艺术、建筑、秘密宗教仪式、秘密社团等，都是历史事实的陈述。”（NBC“今天”，2003年6月）
上市以来即成热销的《达芬奇密码》，带给基督教界极大的震撼。作者所声称的历史资料，是否真的正确呢？若果真正确，那么基督教的信仰无疑是建立在如沙土般脆弱的基础之上了。
“耶稣与门徒在最后晚餐时所用之圣杯（Holy Grail），隐藏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作者自己制造的假设，是此小说故事的基础。在此设计下，书中的人物发现了耶稣及抹大拉的马利亚（编注：抹大拉的马利亚是圣经中耶稣的信徒）的直系后代以及教会力图掩盖的古老阴谋。对圣杯的寻求、耶稣及马利亚后代的追探、谋杀、暴力、腐败，及许许多多的模糊人物，布满全书。
不明就里的年轻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很容易沉迷于此书带来的奇幻魅力之中，而受到误导。如同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布朗有一特别之倾向，乃是视小说情节为虚构，但对他所谓的事实资料，则以极严谨之态度处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带出的资讯，摇动了许多基督教及天主教的信徒。
针对此书的回应亦甚多。许多读者争相阅读达瑞．博克（Darrell Bock，多产之福音派学者）及卡尔．奥森（Carl Olson，天主教作家）回应本书之著作。期刊作家珊卓．米瑟（Sandra Miesel）之评论，亦属热门之作。
许多较短的评论，将焦点集中在耶稣的神性，新约的正典化，及书中所写耶稣的“性生活”等方面。本文则期盼能够针对《达芬奇密码》一书的前提，分几个步骤，概略地提出我个人的评估。
首先，此书文学品质之优劣，是评估的第一步。其次，书中所带出的神学、释经问题，是探讨评论的第二步。最后，书中的人物，能在信仰方面，带来何种思考，是探讨的第三步。这是我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对此书的回应。
文学角度之批评：“事实”或“虚构”？
以文学作品之角度评论此书是极重要的，因为作者本人将此书，归属于文学作品之类别。简明易读、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手，是此书成为畅销书的主因。且全书情节虽然紧密，却自始由终脉络清楚。篇章虽多，但每章皆极为短洁。此种文学的编排方式，灵巧地满足了后现代读者的口味。
叙事步调的掌握，是本书另一特点。在故事的不同高点，作者采用不同的叙事节奏。例如故事到达某种高潮时，作者就会加快叙事的步调，缩短篇章及对话。当某些篇章需要详尽描述时，作者又大幅度地提供丰富的资料。
如此的写作技巧，完全掌握了读者的注意力。加之情节布局不但紧扣人心，并且疑云重重，激发读者的脑力。我所知道的读者，多数认为布朗的写作技巧，合乎时代潮流，令他们对此书爱不释手。
我阅读此书时，则发现此书在表达上，有一显著缺点。作者对教会历史、艺术史过份仔细的描述，令人厌烦，因为他好似在得意地炫耀他的所知，并让读者觉得，他们是何其幸运，能因此书增长见识。
作者在此种心态中，全力以赴地使书中的历史背景显得全然可信。我想这种心态的产生，很可能是因为作者知道，他的虚构小说要想在当今时代的作品中占一席之地，必须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但读者又很快发现，作者在学术上的自鸣得意，无法弥补他在资讯上的不准确。他有意地将事实与虚构交织混杂于故事中，使得读者无法分辨两者之区分。且当他在书中特意强调某些资料为正确事实之时，读者却能发现，他对“事实”定义得极其松散。下文即是经过我个人查证的“真相事实”——
该书是以英国及欧洲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但作者对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之描绘，却出乎意料地令人失望。例如书中人物所说的英语，一点也不像英国人的英语。我胆敢如此评论，乃因我在英国住过三年，并且至今仍有极多来自各阶层之英国朋友。
又，该书中，象征学学者（Symbologist）之见解，主导了情节的升高或跌落。可叹的是，世界各大学并没有此科系。纵使此缺点没有夺去错综复杂之情节带给读者的吸引力，它却瓦解了支撑整个情节之象征解释的可信度。
细读布朗的人物刻画，使我不得不相信，布朗将自己个人化地表现在书中的英雄人物——象征学学者罗伯特．兰登身上。我相信作者布朗亦着迷于符号象征的研究。由书中随意捎来一例，即可发现作者隐含的动机：
书中女英雄，亦即翻译密码者索菲．奈芙（Sophie Neveu），她的名字，是拉丁文及法文的混合。Sophie为Sophia之简写，在拉丁文及希腊文中，Sophia代表“智慧”。而Neveu在法文中，则代表“外甥”。
或许布朗即是以其名字，暗示她继承了耶稣及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血统。又或许抹大拉的马利亚是智慧的化身，而Sophie被谋杀的父亲，则来自抹大拉的马利亚外甥之血统。也可能Neveu仅是法语中代表“新”（Nouveau）一字之双关语。
如此说来，Sophie是最终解开奥秘的那位新智慧吗？以拉丁文及法文混合而成的名字，在意义的解释上，为读者提供了无尽的想像空间。
那么，作者在人物刻画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我相信书中这些人物，直接代表了布朗所欲讨论或批评的对象。他们忠实地表达着布朗的看法，并推动他的主张。
以这种不太聪明的方式，布朗显明他想成为真正象征学学者的意图。藉着这本书的写作，他象征性地实现了他的幻想。这一点，由前文所提及的两位作者奥森及博克的上好作品中，读者可以更详细地知道。
在文学作品的层面上，此书的第二个缺点，是小说高潮的表现欠佳。故事的结尾非如读者预期的美妙，因为它不但没有在一声巨响中豪壮地结束，反而在微弱的嘶声之中无力地落幕。结尾所带出之惊奇不但不高明，更犹如一位评论者所说，“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伎俩”。
凭心而论，我认为布朗如此怪异地结束该书，乃因他不喜欢自己所创构的故事走向。按照情节的逻辑发展，本书在结尾时，所带出之坏人，应该是罗马天主教的领导阶级。布朗好似在写作半途中，猛然发现，他无力面对按逻辑所带出的故事结局。因此，在书的最后几章，他试图在逻辑上作出修正。
基于我的观察，最后书中的坏人，完全是作者为了避免得罪梵蒂冈，而创造出来的代罪羔羊，并且避免了自己藉文学骂人之嫌疑。又或许，这是他甜言蜜语（其实也可以说指桑骂槐）地反对罗马天主教。当发现自己对罗马天主教已造成足够的损害时，他挥了挥手，潇洒地将过错归罪于一些“和善的狂热份子”。
神学角度之批评：故意的疏忽或单纯的无知？
《达芬奇密码》一书，显然为基督教带来极大之震撼。书中多处的神学讨论，困扰了不少基督徒。
虽然布朗公开宣称，书中的事实全属真确，并提出专家学者的论点为支援。
我只能假定这些事实所代表的仅是布朗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可以从书中两位基督教专家，兰登（Langdon）及提彬（Teabing）对话中的神学观点，看出作者是在试图修正教会历史，或是藉故，或出于无知。
布朗藉两位“专家”所提出的第一个神学观点，与圣经的正典化有关。布朗笔下的专家提彬声称，圣经正典（Canon）是由教会特定的投票程序所决定的。这个程序，已经把“诺斯底经文”（Gnostic Texts）排除在正典之外，因为诺斯底经文，把耶稣的生活描写得太过刺激（五十五，五十八章）。提彬认为，是康士坦丁大帝，不让当时的教会接触这些经文（五十五章）。
然而，由教会的历史知道，这些经文被排除于圣经之外的理由及决定方式，并非如提彬所声称的那么简单。正典的形成经过一段漫长又复杂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阴谋策动的结果。
因此，当我看到提彬引用神学家马坦．伯思（Martyn Percy）的论点，“圣经并非由天上而来的传真”之时，我觉得极为可笑。因为我曾就读于伯思任教的大学，所以清楚明白，伯思此言仅在强调圣经正典的形成，乃经一段漫长又复杂之过程。而提彬（或布朗），断章取义地引用了伯思的论点。
除了圣经正典化外，在记载第一世纪耶稣事工方面，布朗的资料也是错误的。其中之一，是提彬认为，死海古卷中有耶稣事工之记载（例如：“圣杯的真实故事”，见五十五章）。
显然地，布朗并不熟悉这古卷。因为我的博士研究内容，涉及了调查在一所世界著名大学内的死海古卷资料。因此，我知道在死海古卷中，没有一个人物，包括闻名的“公义教师”（Teacher of Righteousness），完全符合对耶稣的描述。
有些古卷含有旧约的书卷，但事实上，在众多的古卷中，无人发现可以支援布朗之奇怪论点的记载。
与布朗持相同论点的学者实在寥寥无几，我甚至可以一一叫出这些人的名字。记得曾参加北加州湾区一个死海古卷座谈会，是由死海古卷专家艾曼纽．托夫（Emmanuel Tov）教授所主持。会中有人提出与布朗相同之看法，只引来哄堂大笑。显然地，布朗对死海古卷的了解，来自类似的学术小丑，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布朗提出的第二个神学观点，与他对耶稣性生活的着迷有关。当书中的专家提彬，阅读诺斯底文卷时，他时常陷于耶稣性生活的思考中。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结婚的引人故事，是本书情节的主要架构。但由众多的教会历史资料中，寻找到证据的机会，实在微乎其微。所有他们所谓的诺斯底证据，都未经早期教父的证实。
为了迎合一些女性读者，布朗提出教会因惧怕抹大拉的马利亚之权力，以及女权的提高，而掩盖事实的说法（五十八章）。
寻找此问题真实答案的较佳途径，乃是回到圣经，看看圣经到底如何描述耶稣。圣经从未提及耶稣的性生活，也从未提及耶稣的肉身儿女。如果耶稣是一个父亲及丈夫，为什么最具影响力的使徒保罗，没有教导信徒们，以耶稣为丈夫及父亲的榜样？
当然布朗可以藉口教会有反“性”（anti-sexual） 的倾向，来解释教会为何隐瞒此婚姻纪录，但并不是所有教会领袖都倾向于性压抑。
正典福音对耶稣的描述，乃是祂是神的儿子。圣经以儿子的身份强调耶稣的性别，并以他与神的同在，强调耶稣的神性（《约翰福音》1：1）。耶稣的神性，并非由尼西亚大会投票决定的（五十五章）。
圣经强调耶稣是男性，与轻视或厌恶女性毫无关系。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罗马奴隶制度与当时收养儿女之法律。所以我稍知道，了解当时的罗马法律，有助于理解耶稣以男性角色，成为神宝座继承人的涵义。
在当时，只有儿子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如果耶稣不具男性继承人的身份，救恩的比喻，在第一世纪的法律环境中，就无法产生效力。
这就是为什么新约比喻性地称所有的信徒为神的儿子，而不另称女性信徒为神的女儿之原因。而使徒保罗亦使用耶稣为儿子的身份，来描述信徒与神之新关系下的身份（《加拉太书》3：26，4：7）。
布朗第三个容易误导人的神学观点，与神的名字有关。神的名字在旧约中为“雅崴”（YHWH），乃是一般读者皆知的。而兰登教授，身为布朗书中的专家及首要人物、精通希伯来文的学者，所发表的言论，却显示出他对希伯来文的了解，仅限于字母的认识。
兰登对于神在旧约之名“雅崴”的看法，尤其可笑。首先，他认为“雅崴”此名源自“耶和华”（Jehovah）（七十二章）。然后他以语源学的方法，将“耶和华”一字分解，导出耶和华神具有男女两性的结论！
事实上，“耶和华”是“雅崴”的翻译。希伯来人借用了Adonai（希伯来文的“主”）的母音，将希伯来文“雅崴”音译为“耶和华”（编注）。这是任何一位学希伯来文的一年级新生都知道的。
在书中，兰登告诉他的女友苏菲，他对耶和华及雅崴的伟大诠释，如何地震惊了他的犹太学生。这批犹太学生当然会被兰登的说法吓得目瞪口呆！想想谁不会呢？竟有人以如此贫乏的宗教知识取得了教授资格！
也许兰登会用他刚上任象征学学者的新职位，为他破烂的希伯来文作藉口。但我怀疑这个说法，能否在多数的大学中行得通。
总括来说，书中的“事实”及“虚构”，都是杜撰的。从这个角度讲，本书为具有批判头脑的读者，提供了娱乐价值。
人物之研究：此书在信仰上，带来了何种有价值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书中的两个人物，主教阿林加洛沙（Aringarosa），及其助手赛拉斯（Silas），倒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道德方面为基督徒带出极不寻常的教导。这两个人物是小说中的坏人。当他们登场时，坏事屡屡发生。
阿林加洛沙是热心的基要主义份子，他渴望不变的传统，憎恨不断改变的时代。赛拉斯是阿林加洛沙的门徒，他更加过激和越界，终而导致严重和致命的后果。阿林加洛沙与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古典名著《卡拉马助夫的兄弟们》一书中的宗教大法官，可说是绝佳的搭档。此种误入歧途的家伙，根本不应持有任何与教会有关的职位。但纵观多变浮沉的教会历史，我们发现，不论在何时，教会总是充满了这类的人物。
阿林加洛沙真诚地相信，他所握有的真理，是绝对的独一真理。他运用手段，竭尽一切所能地保持传统。甚至不惜使用非法及不道德的方式，以达护卫真理之目的。他的机要助手赛拉斯，更以真理之名，谋害了许多无辜者。
赛拉斯本身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作者将赛拉斯信主前的生活，直接对照了他现在的生活（十五章）。赛拉斯信主之前，生活充满了暴力、狂乱，及不断的犯案。显然地，他信主之后的生活型态并无差别，只更顺当地戴上了一付伪装的面具。布朗藉此清楚描述出赛拉斯恶习未改的光景。
赛拉斯这个人物，信主后自以为在服事神，却从来没有认真对付自身过去的恶习及错误的价值观。没有在神面前彻底改变过去的人，常常习惯性地运用各种不义的方式服事神，布朗对此确实提供了极重要之洞见。
这两人的故事，的确针对基督教世界作出了令人悲伤的诠释。在现实的世界中，有许多善意的基督徒热心为神工作，但因本着阿林加洛沙及赛拉斯的精神，反替魔鬼效命，成为阴险邪恶势力下的牺牲品。
这些人及其空洞的意识理念，不但危险，并且危害了基督教界的健全及平衡。在这些宗教迫害者的手下（例如，十字军年代的圣战，及宗教裁判运动中的宗教裁判），教会历史由成串血迹斑斑的尸体铺排而成。
信徒可由此小说，学习到“热忱加上无知，就成为易爆炸的混合物”之至理名言。自以为义的心态，可以驱使人运用极端的方法，保存及传播他们自己的理想及主张，而这些理想及主张，并非就是上帝的真理。
可见，正确的动机，不但不能使错误的方法成为合理，反有可能导致可怕的悲剧。光是重申这点，就使得《达芬奇密码》一书，具有极佳之价值。
结论：毕竟只是一本小说？
有人说，《达芬奇密码》只是一本小说嘛！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当作娱乐去读就是了。可是，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如果有人以奴隶社会或南京大屠杀作为小说主轴，却同时声称从未有过奴隶制度或“屠杀”，会怎么样？相信美国黑人及中国人民必定群情激愤，甚至引起暴动。
《达芬奇密码》一书以相同之方式，震撼了各地的基督徒。所以，亦不可仅以“只是小说而已”，一床锦被遮过。
这本书的出版，正可以提醒基督教界，要在教会历史、释经学，以及圣经研究方面，慎重地教导信徒，使他们有能力，正确地护卫自己所信之真理。
这种教育不应起始于神学院，乃应由最基层的门徒训练着手，而现今之教会在此方面缺乏努力。我们应该重新恢复早期教会领袖与时代文化对话的热诚。他们之所以能够胜任与时代文化对话，乃是因为他们有优质教育的装备，例如，游斯丁（Justin Martyr）及奥古斯丁（Augustine）。
有些基督徒采取鸵鸟式的心态，以为看不见，问题就不存在，但问题永远不会自动消去。另一些基督徒则好奇地钻研，结果是在没有正确知识的装备下，信心便像舟船遇难般地沉沦了。
我们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必须谨记彼得的忠告：“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3：15）。
纯由娱乐的观点来看，《达芬奇密码》一书的文学水准，超过一般的小说。若由知识方面来说，这本书可能可以愚弄一些读者一时，却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读者。美国新闻记者们对此书品质的高声赞扬，只是表现了美国教育制度失败的黯淡景况。
虽然如此，布朗所犯的错误，仍可教导我们区分“事实”、“虚构”及“解释”…… 似幻似真？这是每一位读者所面临的挑战！
作者为英国雪菲尔大学哲学博士，主修新约。译者现在北加州海外神学院进修。
编注：
犹太人在公元前第六世纪被掳之后，为避免妄称神的名，所以用“adonai”的发音，代表对不具母音之神名YHWH的称呼。由于古时之希伯来文不具母音，所以中古时代之后，尤其在宗教改革期间，旧约圣经之译者为要回复YHWH的发音，乃将“adonai”的母音加入YHWH之中。德国及英国之宗教改革家，在当时翻译圣经的事工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而双方的翻译也互相地影响了对方。YHWH的翻译即为一明显例子。因为YHWH的“Y”由德文中的“J”发音，所以德文以“J”代表了YHWH中的第一个字音，而英文译者也因此将YHWH译为以“J”为首的Jehov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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