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中的守护天使（下）

值此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谨将此文献给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二十多万中国人生命的美国传教士。他们为保卫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精神，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文／杉宁

（续上期）

马吉（Rev. John Gillespie Magee）

马吉牧师，生于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06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随即被派往中国。在中国，他和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Faith E. Backhouse相遇并结婚，育有四子。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在难民区内设立难民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他冒险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许多场面，成为极为珍贵的可视资料。

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恐怖的血肉模糊的人头；被日本人活活烧焦的人体；被日军集体强奸后，脖颈几被砍断的妇女等等，惨不忍睹。

在中国28年后，马吉于1938年夏，第一次回到美国。他到处演讲，向美国人民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战后，他勇敢地到东京国际法庭作证。

马吉在他的日记里，不仅记载了日军的屠杀，还生动地记下：“日本兵掏光了穷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剥光了他们身上每一片布。”“我很难想像在当今现代世界上，还存在这等残忍的人。

”

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米尔斯，出生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伯罗（Winnsboro）。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12年从哥伦比亚神学院毕业后不久，来到中国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3-1949年，受美国长老会宣教会所派，在南京做传教士。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主席。当主席拉贝于1938年2月离开南京后，他成为主席。为了安全区内25万人的安全和生存，他和同仁可谓倾尽全力，力撑到1938年5月末，国际委员会的资金、粮食告罄为止。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他尽了最大努力，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以便让中国军队和平撤离南京。在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下，他和贝德士教授到美国Panay炮舰上，面见美国大使J. Hall Paxton，请求他向日方转达停火谈判的信息。此行记载在1938年1月24日他写给妻子的信上。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贝德士，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沃克，父亲是牧师。1916年，贝德士在希兰学院毕业后，就读于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索布达米亚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之后又回到牛津读书。

1920年，他成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被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23年，和在金陵女大任教的加拿大姑娘罗宾丝（Lilliath Robbins）结婚。1934年回国，先后就读于哈佛和耶鲁两所大学，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作为安全区负责人之一，贝德士教授和其他成员，一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为保护中国人不受伤害，他曾被日本兵用手枪顶住恐吓。为了打听被日军绑走的金陵附中学生的下落，他以无畏的勇气找到日军宪兵总部，被日本宪兵粗暴地推倒在楼梯上。他还先后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为表彰他面对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对南京人民的贡献，193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金陵大学副校长。从1937-1941年期间，贝德士都在南京。战后，他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有200多页的证词留予后世。

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

费奇生于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之子。他先入沃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完成学士学位后，又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被按立为牧师，然后返回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任职。

南京大屠杀时，他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他的南京大屠杀日记最早被带出南京，在上海广为油印、散发，向外界披露日寇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也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偷带出南京。那是1938年1月19日，费奇获准离开南京，乘日本军列车去上海。他混在三等车厢、臭气醺天的大兵们中间。在他的骆驼毛大衣里面，缝有8卷16毫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胶片。他后来告诉家人：如果当时他被日本人发现藏有胶片，必死无疑。

庆幸的是，他终于把胶片平安带到上海，并在柯达公司冲印出四套。一套他留给了拉贝，另三套带到美国。他和其他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到各地去演讲，在宗教和政治集会上放映影片，让美国和世界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他的日记也被各主要报刊一版再版。

1938年，他又重返中国。除在青年会任职外，还服务于联合国救援机构。

斯密特（Lewis S.C. Smythe）

斯密特，从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被基督会差派到金陵大学任教。1937年，他让妻子带两个孩子去江西，自己却只身留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长。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期间，他共计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军的暴行。其中有些信件有安全区主席拉贝的签名，但大多数信件都是他自己具名。

1938年春，在国际救灾委员会的赞助下，斯密特带着20几个学生，对南京地区的损失情况作了调查。不久，出版了调查报告《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由于战争给南京地区带来的损失》（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此外，他还撰写了《南京现状报告》（Note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Nanking， March 21，1938），历数了十几种日军暴行。直到1938年9月，斯密特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南京赴四川成都，在当时已迁校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

麦克伦（James H. McCallum）

麦克伦，生于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1917年毕业于俄勒冈大学，1912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神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后，又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1年，他在费城和爱娃．安德森（Eva Anderson）结婚后不久，即双双来到中国。接下来的30年，他作为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服务于安徽及江西教会。

南京大屠杀时，他留在南京主管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工作。超负荷的劳累使他病倒。但他想到那么多的中国人需要他去抢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于是他不顾一切，头上敷条冷毛巾，开着破旧的救护车，到废墟瓦砾、险象环生的南京街头，四处收送病人。有一次他和特莱默，为了抢救将遭杀戮的中国人时，遭到日军步枪射击，所幸没被打中。

战后，他的日记和给他家人的信函，出示在东京审判法庭上，作为控诉战争罪犯的证据。他的一册日记，于1995年在上海发现，并被译为中文。

1937年后，麦克伦负责南京基督会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于1946年担任基督会宣教会的总干事，直到1951年在中国的工作结束后回美国。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

福斯特，生于费城。1917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迪摩圣保罗学院做了两年院长助理后，作为圣公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扬州马汉（Mahan）学校任教。1936年，他在波士顿和一位著名律师的女儿Clarissa Townsend结婚，不久他们一同回到扬州。

南京陷落前一个月，他们被调至南京圣保罗堂事奉。1937年11月，他的妻子不得不撤离到汉口，他则同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一同度过了那血雨腥风的岁月。

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报告，连同他给妻子的信函及照片，都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拉贝（John Rabe）

除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外，中国人民不应忘记的、另一位富于传奇性的人物，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南京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因为他不仅是日本盟国德国的国民，而且是德国在南京纳粹党的一个头目。

拉贝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来到中国，受雇于西门子公司。1935年他由北京转至南京，经营电话和电讯器材。不久，由于他在南京德侨中颇负盛望，且他是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因此成了南京纳粹党的头目。

当他的德国侨胞相继撤离南京时，拉贝却顶着日本军政当局的强大压力，留了下来。当日本人责问他时，他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几年了，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事业也很成功。中国人民一向对我很好，即便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三十几年，日本人民也同样待我好，你们一定会看到我在紧要关头，留在日本人民一边的。”

当然，拉贝留下来也有他个人的考虑。如果他离开，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设备，以及中国雇员的身家性命，就都难保了。

但当南京陷落后，拉贝不再顾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全身心投入到安全区的建立与工作上。

12月13日晨，拉贝出去查看，见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许多是无辜平民，都是从背后被射杀的。在中山路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屋里屋外、楼道、门口，到处都是尸体。

拉贝每天在街上，都看到日本兵奸淫掳掠的暴行。他亲见一个佛教慈善团体，从一个池塘里就拉出120具尸体。在后来的报告中，拉贝指出，南京的许多池塘都不见了，因为里边都填满了尸体。

拉贝以其纳粹党领袖和安全区主席的身分，写信给日本占领军司令，请求他按照国际战争法，人道地对待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但日本军政当局却任其士兵，惨无人道地将中国士兵和平民残杀。拉贝被日军的种种暴行激怒，一封封给日本大使馆写信，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人的恐吓。拉贝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甚至多次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他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借助于他纳粹党的特殊身分，以其纳粹党徽为护身符，作了许多保护中国人民的事情。为尽可能地多救助一些人，他把自己的家、办公室，都让出来给难民居住。在他家后院草棚里，就保护了几百名中国妇女。有些生孩子的妇女，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将生的男孩，取名为“拉贝”，若是女孩，就取他妻子“朵拉”的名字。

有一次他走访安全区，上千妇女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后人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

拉贝留下南京大屠杀的2000多页日记，详细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中所发生的事。

二、树碑立传不为过

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这3个月中，安全区内共收容了20-30万难民，差不多是南京城内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都被屠杀了，而且屠杀的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砍头、活埋、火烧、供新兵练刺刀、集体强奸后再杀掉等等。

1938年1月末，日军当局迫使难民回家，或者进入自治会所提供的难民营。安全区内难民营逐渐减少，直到1938年5月末，最后6个难民营关闭。

南京大屠杀过后，日本人费尽心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他们阻挠西方记者进入南京城，四处张贴宣传画，粉饰“大日本皇军”是何等的纪律严明，对中国人民是何等的亲善。

战后，日本政府更是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日本杀人犯自然因种种因素三缄其口，而中国幸存者的见证，又难以引起世界的重视。但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领袖们的能力，殊不知这些传教士都是训练有素、能言善写的人。他们大都毕业于欧美最好的大学，多年来写出过无数的论文、讲章和报告，甚至著书立说、传与后世。而且他们也深深懂得如何同新闻媒体打交道，他们的日记、文章，在美英主要报章、杂志，如《纽约时报》、《读者文摘》、《远东》、《曼彻斯特卫报》等上面发表，向全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以及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这些诚实、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成了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有力见证人。如果没有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为后世留下大量的、无可争议的文字、图片和影视资料，恐怕这一千古奇冤，将湮没于漫漫历史长河中。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这些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忘恩！六十多年来，他们从未向中国人要求过回报，就像当年他们传福音给中国人，把自己满腔的爱倾倒给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却不求回报，甚至后来更要背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帮凶”等骂名。

如今他们大都已谢世，但他们活着时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永远记念与传颂。在“南京大屠杀记念馆”里，应设立专馆纪念他们，即使为他们树碑立传，也绝不为过。

作为一个南京市民，我对他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的同时，还怀有深深的歉意。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这些美国基督徒前辈，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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