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活水
八十年代初，大陆兴起“信教热”的高潮时，加入教会、皈依基督的似乎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辛勤劳作的农民，其中大多是妇女和老年人。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有强烈的饥渴、虔诚的心和惊人的热情。这样的情景到处可见，浙江、江苏、山东、安徽、四川、河北乃至陕西、甘肃等省无不如此，其中尤以中原大省河南最典型。基督教在河南农村的发展曾引起中共最高层的注意，但新入教的人中，知识分子毕竟微乎其微。
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教会中，倒是有一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但他们多半是受过洗的老教徒或具有基督徒的家庭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生或研究生，怀着好奇、神秘和求知的心理，悄悄地踏入教堂的大门，想看看与西方文化密不可分的基督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种状况在圣诞时尤为明显。
十年之后，高潮褪去，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由狂热趋于平稳。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才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无数新的教会和聚会点（即所谓“家庭教会”—因聚会地点在信徒之家而得名，在组织体系上一般不受官方和“三自教会”的控制），却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在有教会的地方和没有教会的地方迅速悄然兴起。没有狂热、没有明显壮观的大教堂、甚至没有足够的圣经，信教的人数却一直在稳步增加。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人们普遍感觉得到的、连政府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这个变化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其中最令人鼓舞和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了信教者的行列。他们当中有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文化部门工作的学者、专家、教师、工程师、医生、文艺及科技工作者，也有某些政府机关的干部，不少人毕业于名牌大学，拥有博士、硕士的头衔或有过在海外留学、进修的经历。良好的教育、丰富的经历和相对年轻的年龄，使他们得以在整个社会占据较为优越的工作岗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党员。按照大陆的标准，这些近年来加入信者行列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当属中青年，他们目前的状况可以概括为“三多”，拥有中高级职称或在各级部门、单位担任负责职务的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对当前社会风气与道德水准低落感到失望的多；渴求深入了解基督教价值与真理、希望重建个人信仰体系的多。
这是大陆知识分子中特殊的一族，他们的出现将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翻开崭新的一页。对于时刻关注中国教会发展的海外基督徒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企盼多年的好趋势。海外新闻媒体对此已有许多报导。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看到，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总数相比，知识分子信教者的比例毕竟还很小，他们所具有的“三多”的特点，只是与十年前相比而言。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不同，在宗教观上仍以无神论为指导。他们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基督教与他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即使是那些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对外部世界比较熟悉的人，也对基督教抱有不同程度的误解或偏见。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信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对信教者人数与作用的任何夸大，都是脱离实际的，并有可能导致危险的错觉。
另一方面，即使在那些信教者中，也存着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
一.反复与动摇：初期最大的危险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儒家思想在大陆社会仍然根深蒂固，怀有“治国平天下”抱负的知识分子相当普遍。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摧残，非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危机意识与反抗意识，使他们成了整个社会中最敏感、最具政治抱负的一群。比起一般人来，他们的头脑中似乎装入了更多的“政治”。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倾向日益抬头。“下海”、经商又成为社会中一股强大的潮流。但同时，经济的迅猛增长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遇。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时代的转变首先表现于人们在观念上遇到的巨大挑战。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于长期以来既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影响、又受马列主义教育的中青年来说，“上帝”、“罪”、“救赎”、“重生”以及耶稣诞生、受难与复活等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仍然是难以接受的，虽然他们自认为既不推崇孔孟又不笃信马列。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面对四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巨变的现实，要想继续以共产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和信仰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全面恢复儒家传统又似乎与主张自由、民主、平等、开放、尊重个体价值的现代化进程相悖。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一个痛苦与希望同在、黑暗与光明伴行的时期，一个人人需要面对现实、思考未来、重新评价自己、评价社会的时期。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思想上富于探索、先知先觉而在心灵上备受创伤渴望抚慰，在情感上需要关爱与理解，在信仰上空虚而又饥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对人生真理的反思与探索中，产生了信仰转向的强烈需要，而政治上的幻灭感与经济大潮的冲击则大大加速了转向的过程。于是，一批心灵饥渴思想活跃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终于选择了基督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基督的力量在于祂的爱，这种爱是无私的、无条件与无穷尽的。凡是接受了基督真理的人，无不是从对爱的重新理解和认识，开始其新的精神生活的。这种现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中爱的贫乏。爱与被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要么是遥远陌生的，要么是极富功利主义色彩的。
刚刚接受了基督真理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切地体会到基督之爱的伟大和不可抗拒性，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另一方面，他们身上仍带有旧日的烙痕与创伤，对一切真理与善行的恐惧与猜疑是初信者的通病。当他们怀着虔诚激动的心迈入一个新的精神领域之后，随着开始时那种神秘感与兴奋感的消失，教会内部、神职人员和教徒中种种软弱、消极的一面，逐渐开始暴露在他们面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信仰转折点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或事件，原先具有的光环也必然会日趋黯淡。对真善美的过高期望与冷酷的现实之间，完美的想像与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缺陷之间，再次出现了矛盾。在震惊、痛苦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懊悔之后，初信者头脑中旧有的世界观又开始发生作用。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完全相信和接受从日常生活和凡人琐事中所感受到的的爱。无神论、功利主义和个人好恶常常蒙蔽了他们在基督真理的光芒面前刚刚睁开的双眼。因此，程度不同的动摇与反复是大陆知识分子初信者不可避免的现象。
对某些人来说，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应该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这时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指责、苛求和压力，也不是对教会与信徒中某些缺陷与软弱之处的掩盖，而是持续不断地来自基督的爱、耐心的聆听、对来自神的信息的分享以及在基督之爱基础上的同情与关怀。唯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领他们进入基督的肢体，帮他们克服动摇、消除怀疑。做到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唯有依靠神的力量而非人的意志。忘记这一点，就可能将刚刚经过挣扎踏上新岸的人重新推入黑暗的深渊。一些知识分子初信者就是因为这时期缺少及时的鼓励而重返旧路的。
二.团契的重要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极可悲的痼疾是“文人相轻”。互不服气、互不信任乃至互相攻击早已成为人们熟悉的知识分子相处的模式。尽管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就其个人来说都是很优秀的，甚至是具有很高才华的，但囿于清高孤傲、孤芳自赏及过分自信的“传统”，要使他们合在一起很不容易。信任、理解、尊重、配合，从来都是知识分子要求别人而自己难以作到的东西。谦卑与忍耐对许多人来说与爱人如己同样陌生、同样困难。连年的政治运动则使人们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刺激了权力欲和领袖欲的膨胀。
在信仰基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陋习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刚刚接受了基督教的中青年初信者在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之前，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过去的旧习惯带入新人的圈子，这一点在团契的问题上非常明显。
首先，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在外人面前表现的极为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同时他们对其他信徒，特别是与他们相仿的知识分子初信者，则满腹狐疑，很难像普通主内弟兄姊妹那样充满爱心坦率热情，敞开心扉地进行交通。这种心态不仅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人际信任，人们对政治安全的潜意识考虑过多，而且与一般知识分子文人相轻的特点有关。
另一方面，一些急于想用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的青年初信者，不是从建立团契做起，而是试图成立各种大大小小的组织。他们热衷于建立网络扩大影响，而不是着眼于追求个人灵性的成熟与增长。他们虽然自信是基督徒，但用的是共产党在社会上搞政治斗争的老办法。不甘寂寞的结果必然是将他们美好的愿望，葬送在维持组织机构本身的生存，和为争夺机构内部权力的斗争之中。
此外，中国现行的宗教政策对宗教活动的管制，也使在信教知识分子之间，建立正常稳定的团契十分困难。从理论上说，在政府批准的正式宗教活动场所之外是不得进行任何宗教活动的；在信徒自己家里举行的聚会，如有非家庭成员参加，则可能被政府有关当局视为“非法聚会”，一旦被发现，立即会惹上极大的麻烦。
于是，许多信教知识分子只能在家里或极小的圈子里公开自己的信仰，如果得不到亲友的理解，就只能将信仰留在自己的心里。在公开场合，他们只能说各种冠冕堂皇的套话、假话，久而久之，由于缺少必要的灵性分享和主内交通，特别是缺少读经、忏悔和祈祷等，对一个基督徒走向成熟来说必不可少的训练，属灵的心就会趋于萎缩。
与内地大城市的情况不同，在沿海地区和普通的中小城市，开放的程度要高得多，那里许多人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即将和已经接受了基督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建立团契是他们坚定信心、增长灵性的极为重要的途径。比起教会来，团契则更为灵活，也更注重个人间的交流与联系，团契生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初信者通过参加团契生活，可以及时得到主内的关怀与鼓励，逐步克服自身的软弱与自私，学会谦卑与忏悔，加深对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团契能使每个成员有一种整体上的肢体感，为大家提供更多交流与分享的机会。通过小小的团契，初信者将会明白神是不会放弃每一个爱祂、信祂的人，这正是培养超越自我意识的第一站。
现在的问题是：团契太少，需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团契应当是我们关注大陆知识分子信教者的一个焦点。
三.神学与实践
中国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普遍偏低，是个长期未解决的老问题，多少人为此忿忿不平、烦燥不安，但思想上的控制更使他们痛苦不堪。现实不允许他们在理论上独立思考，但他们却总喜欢从理论上考虑问题，解释问题。即使是生活中的普通问题，他们也要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理论上作一番理性的说明。寻根究底是他们的习惯，引经据点、提出理论则是他们与一般民众不同之处。通常，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对面临的问题作出满意的解释。但在信仰问题上，他们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信仰与科学不是一个范畴，有无真正的信仰与知识的多少并无关系。灵与肉、神与人、精神与物质、现实与梦想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矛盾。解决心灵的空虚、烦恼与恐惧仅凭科学知识是不行的。科学无论多么发达，技术无论多么进步，在净化人类灵魂，克服人性中的罪恶，满足人的精神与情感需要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至于像人是否应该有信仰？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生命的意义何在？这类涉及人生价值的基本问题，更是人需要知道而又从普通书本或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中，难以找到满意答案的。
从未停止思考的知识分子如能及时地得知基督的真理，得到针对他们特点的神学著作与灵修书籍，就会对他们探索人生真谛的旅程和方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准，决定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不会排斥真理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神学与灵修书籍实在太少（相对来说，得到圣经要容易一些），而这些书大多是西方人写的，主要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人从小到大很少有机会接触基督教，没有主日学校，没有圣经，没有查经班，当然也没有神学灵修书籍。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一旦接受了基督教，在信仰的起步阶段必然会遇到种种神学问题。当他们习惯性地用研究科学理论的方法探讨信仰问题时，如果既没有教会与团契的帮助，又没有基本的神学理论著作和通俗的灵修书籍可供参考、释惑答疑、丰富的专业知识与雄厚的理论功底，就会与神学上的困惑形成巨大的反差，其痛苦可以想像，也有人因此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长于理论思考这一知识分子本来的优势反加剧了他们内心的矛盾。
对普通人来说，宗教不是个理论问题，精神、心理以及情感上的满足是他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他们对于神学问题的理性思维与回答不感兴趣。但对于专门从事理论研究或思维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即使是一种没有实践过的假说也强于没有理论。没有理论意味着无法回答。因此，对于凡事都要求一个答案，每件事都要有因有果、符合逻辑的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上比一般人更需要神学理论的指导。他们首先需要知道如何说服自己，显然，他们需要的不是一般西方神学院校的普通教材，而是大陆知识分子的语言说出来、深入浅出、具有针对性的、既有理论深度又不艰涩难懂的神学与灵修书籍。出版这样的读物难度很大，但这是当今中国的迫切需要。从长远看，这也是为基督教“本色化”而努力的一部分。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对基督真理的了解，不能仅仅依靠纯粹的学究式的理论探讨。团契的形成，主内的交通、关怀与帮助，对上帝之爱的分享和在灵性增长进程中的见证，特别是个人对祈祷的体验，对于初信者的成长更是不可缺少的实践。没有神学理论的指导，信仰难以从低水平和盲目中得到提高，甚至还可能会发生偏差误入歧途；没有宗教实践，信仰就会成为空洞、苍白，甚至是虚假的。因此，神学探讨与个人实践必须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
四.榜样与示范效应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之中，“标新立异”常会引起怀疑，招至非议。儒家思想中“不为人先”的观念非常普遍。因此，当局需要推行某种政策时，往往借助行政权威树立楷模，为民众建立仿效的榜样。中共过去几十年里，凡欲通行一种新的政策，无不采用树先进立标兵的办法为群众特别是青年树立学习的榜样，以求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今天，由于人们被多次愚弄的逆反心理作祟，官方采用此法己不如往日灵验，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仍很重视榜样的作用。平心而论，一个榜样，无论好坏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如果有人跟进，则会产生更广泛的群众心理效应，区别仅在于响应的多寡与持续的时间上。
对于中国那些对基督教一无所知或略知一二尚在观望的知识分子，任何一个有高学历专业特长的同类成为基督教徒的消息，都会在他们心灵深处引起一定程度的震动。谴责也罢，仿效也罢，总之不能无动于衷。因为在他们看来，有文化者之所以不信基督教，除了东西文化传统的不同之外，科学知识的多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博士硕士大学生皆属“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普通工农有所不同。这些人信教，当然不可用“愚昧”来解释。如果知识分子得知自己相识的熟人、朋友或与自己经历、年龄、地位相仿者入教，则心理震动更大。信教知识分子本身也许从未想过示范效应的问题，但真人真事的说服力是无可怀疑的。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如何从加入信者行列的知识分子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后的体验各不相同，各种类别均应有其代表。因不同的人会对不同的事例感兴趣。假如以海外的经验为例，则对海外学人有参考价值，大陆知识分子会认为环境不同而非身边人之身边事。第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在介绍他们的同时又不至于因此而使他们受到政治上的伤害？大陆知识分子信教者的见证往往与他们曲折的经历有关，这正是他们心路历程的动人之处，但当局一旦获悉，也许会给本人带来压力。因此必须在尽可能多将具有较高可信度的真实事例告诉更多知识分子的同时，设法防止副作用的发生。这种复杂的情形也说明了在中国作基督徒难，作知识分子基督徒更难。唯其如此，榜样的作用才愈显得有其感召意义。
作者是来自北京的访问学者，研究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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