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里都有三个形象或者三个理想：皇帝、强盗、和尚。
文/郭暮云
世间一切故事，或具体来说，一切文艺作品，内涵和外延越靠近圣经，就越具有震撼力，越具有高水准。圣经故事的叙事目的和叙事风格成了人类文学无法突破的天花板。
所以，若以这个标准来看，试图塑造完美偶像要人膜拜的文艺是最糟糕的，而能够指出人性幽暗，进而使人知道救赎之必要的，才是好作品。
金庸的逃离
以金庸小说为例。《射雕英雄传》是好看却糟糕的小说。虽有两位主人公，但实际上这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无比幸运的半兽人和一个无比聪明的女精灵。仁义礼智信，蓉儿占足了智，其余被金庸强行赋予了她的靖哥哥。所以这是两个假人，假得让人摇头。
而很不好看的另一部作品《连城诀》，却在人物刻画上强了许多，至少它鲜明地体现了“人人都是罪人”的概念。但《连城诀》里的罪人最终全在罪中湮灭，只有主人公貌似幸存，最后以逃离一切的方式，了结了一切。
请注意，“逃离”或“退隐”，这个主题也在《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等作品中一再出现。狄云、水笙，杨过、小龙女，令狐冲、任盈盈，张无忌、赵敏，莫不如是。这不能不反映出金庸乃至国人的世界观。
曾有人说，中国人心里都有三个形象或者三个理想：皇帝、强盗、和尚。最好当皇帝，当不了皇帝当强盗，两样都当不了，逃离红尘当和尚。《活着》里边的福贵也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因为逃离，本就是中国文化所能给出的最无可奈何（事实上也根本无用）的对痛苦与罪恶的所谓终极解法。
中国式面对
不过《天龙八部》虽然未能突破天花板，但因着不经意间对圣经叙事模式更加靠近，就成了金庸武侠中最好的一部。这部书里，人人有罪，人人皆苦。无论逍遥派掌门，还是大理国国王，无论聚贤庄少年，还是少林寺方丈。但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英雄，一个没有逃离、选择面对的英雄，手上沾满鲜血、背负重重罪孽的那个契丹人，最终将两支断箭插入了胸口，一支为天下，一支为她。
胸口的狼头是他从未被驯化的罪——嗜杀。到了终点，他都不愿和它妥协，他知道只有死亡能解决罪。但他不知道，“人的死亡”并不能真正解决罪，因为人的死亡只是证明：人会被罪解决。然而，他毕竟没有逃跑，他选择的是面对。
只是，他或许胜过了自己，他却仍无法胜过自己的罪。如同亚希多弗终究无法相信上帝的公义和时机，无法走出自己的愤怒与悲伤。所以，萧峰和亚希多弗其实仍然是在逃离，并且他们并没有逃离罪，而只是逃离了真正的救赎。
从某种程度上说，萧峰的形象在这一刻逼近甚至超越了刺瞎并放逐自己的俄狄浦斯。所以，金庸的这部登峰造极之作，算是接近了古希腊悲剧的境界，如同古希腊悲剧中那部登峰造极之作，从某种程度上算是接近了圣经的境界。当然，悲剧与圣经之间仍有巨大的鸿沟，因为悲剧里没有救赎，只有绝望，或者比绝望更绝望的“自我救赎”，即自度。
最终，身为佛教徒的金庸，或许故意借着韦小宝给出了他观念中的终极逃离大法：鹿鼎公带着金银财宝和七位太太不知所踪。因为萧峰死后，再无英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已经被存在主义和相对主义所取代。所以，韦小宝替后英雄时代的人宣布：甚至连自度都是无意义的，自度甚至没有百度重要。不必再问什么“Why”，你只要问“How”；存在即合理，活着是一切。
中国式活法
可以看到今天的达官贵胄，大人先生们都在效法韦小宝，他们毕生的追求就是怎样能活下去，好好活下去。“好”的意思就是和韦爵爷一样，家财万贯，妻妾成群。所以，他们一生拼命聚敛；所以，他们一直准备移民。他们以逃离的方式试图完成自度。而其他不具备机会和资源的百姓，不是不想移，而是不能移。这就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贫贱不能移”。
在国内的人们，则多数选择了“理性动物”原则。他们不问是非，只问利害。他们不能彼此相爱，于是只好互相伤害。他们全部的价值导向无非是趋利避害，他们最高的人生追求无非是家道丰富。面对任何问题，他们不管有什么错，他们只看有什么用。他们把精神和信仰一并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并且不出意外地让二者一起高高翘起。于是《甄嬛传》成了“老少咸宜”的处世圣经，《三体2：黑暗森林》赢得了左中右派的一致好评。
“只要有个错误的前提，那么由此衍生的体系中，一切都是可能的。”哥德尔如是说。所以，当国人纷纷选择逃离救赎、拥抱罪恶之后，他们就成了另一种人。信仰作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被抛弃，道德作为纠结的心理障碍被突破。于是，轻装上阵的人们就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从此，荒谬成为合理，疯狂就是稳健。于是，会看到贪腐的官员命令百姓守法，不读书的老师让学生好好学习，口是心非的父母要孩子诚实正直，口称信主的基督徒从不曾去教会，从不肯让主做主。
中国式逻辑
这个最现实又最神经的民族就这样无比理智又无比疯癫地活着。因为活着，所以活着。活着是为了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活着，人们不停地演着谁也不信的戏，也以各种方式彼此攻击；人们在食物和药物中彼此投毒，又以计生的名义和堕胎来自相残杀。
这里不再有合乎逻辑的逻辑，而只有中国式逻辑。在中国式逻辑中，虚伪是为了真实地活着，攻击是为了不被攻击，往饭里投毒是为了混口饭吃，杀第二个孩子是为了养第一个孩子。
在中国式的逻辑中，我们有可能信鬼，却绝不肯信上帝；我们不信党，也不信他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信。我们唯一相信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能相信”。然而，连这个，有时候也不信。所以，我们时常会从什么都不信，一下子跃迁到什么都信。然而，说信又不是全信、真信，只不过是半信半不信，或者略微相信。所以，在这个小时代里，最流行的东西叫做“微信”。
江湖纷乱，我们逃离江湖躲进桃源；桃源崩坏，我们逃离桃源躲进人间；人间崩坏，我们逃离人间躲进森林；在森林中，我们连逻辑都逃离了。于是，我们最后能逃离的，只剩逃离本身。
圣经看逃离
然而，逃离从来不是圣徒的选择。大卫面对罪的刑罚，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诗篇》 139:7）他没有逃离，他选择面对，所以他写下《诗篇》51篇，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情愿委身在上帝的手中，听候上帝发落。
正如后来他又一次犯罪之后，面对耶和华给他的3个选择，他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参《撒母耳记下》24:14）他并不相信逃离痛苦就能逃离罪恶，所以他选择接受审判，同时接受救赎。刀剑不止，赞美不休！
全地都是上帝的，你又能往哪里逃呢？罗得不愿面对叔侄矛盾，逃进了所多玛，最终被天使带出来。约拿不愿面对尼尼微可能的悔改，逃往他施，最终被大鱼带回来。摩西害怕法老的追杀，逃入米甸的旷野，最终被火焰带回来。保罗拼命逃离福音对他的吸引，最终在大马士革郊外，被那道大光带回来。圣经仿佛是在不停地告诉你：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不光是普通的国人，甚至许多基督徒也是如此。而基督徒的逃离，也同样常常体现为逃离教会，逃回家里。其实，他也未必那么爱家，他只是不爱教会罢了。
这些逃离的基督徒将使命与理想退化到和世人毫无二致，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农妇、山泉、有点田。横批大概是“家和万事兴”之类。
基督为我死了？哦，基督你好，基督再见。基督要我委身？哦，我愿意委身基督，可我不委身基督教，我更不委身基督教会。他们虽然口称天上的上帝为父，他们却远离世上的信徒属灵之家——教会，因此他们把自己弄成了属灵的孤儿，信仰的弃婴，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困苦流离，在自己温暖舒适的安乐窝中居无定所。
王怡牧师写到：“因为最可怜的一种信仰，就是将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委身，交给一个最小的目标。”家庭虽不能算是最小的目标，但这并不影响这句话的意义，就如同在地狱中安上空调并不影响地狱的意义。因为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篇）16:4）
神圣之委身
真正的委身，一定意味着效法道成肉身。委身于你似乎没有明显恩赐的事工，委身于不怎么华丽更无名无分的圣所。只有这样，你才是委身在弥赛亚的脚下，而不是大利拉的膝上，是委身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不是亚希多弗的心里。
真正的委身，还意味着与上帝联合，不将自己置身事外。你不能说教会不够好，所以我不委身，你该想到，正因你不委身，所以这教会还不够好。
真正的委身，也意味着会被教会的异象与章程所限制，好像会失去某些自由。但是，这世上从来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如同没有格律限制的诗词就成了胡言乱语，没有音律限制的音符就成了刺耳噪音，没有规律限制的科研就成了江湖骗术，没有法律限制的社会就成了黑暗森林。
同样，没有上帝的律限制的信仰，就成了马放南山的散养；没有上帝的律限制的服侍，就成了押沙龙式的起事；没有上帝的律限制的异象，就成了空虚混沌的乱象；没有上帝的律限制的教会，就成了贼窝般喧嚷的庙会。
而上帝的律，正在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当中。谁能让做头的基督与他的身体分离呢？当你说你要“在基督里”，你指的若不是委身在他的身体、被他身体的架构所“限制”，那么你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教会有问题，所以教会需要你。我们如何能逃避主的呼召与托付，去追随人往高处走的中国幻梦，却违背人往低处走的天国福音呢？我们如何能把主加给我们的沉重又轻省的十字架，幻化成莫名其妙的轻佻而华丽的十字绣呢？
圣经中唯一允许逃离的，是少年人的情欲。其他的时候，向世界，主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参《马太福音》10:16）；向教会，主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哥林多前书》12:27）。
所以，请不要让世界无羊，请不要给教会截肢，请和你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一起，操练在这堕落世界中的神圣委身。
作者为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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