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同时代的摄影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却实践了同样的艺术理想。他们规避了名利场的浮华、野心和黑暗，保持心灵的独立和自由，通过镜头阐述了对生活的感悟和体验。
面对现实的避难所
“钱是廉价的，自由是贵重的”——这句话是著名的时尚摄影家坎宁汉（Bill Cunningham，1929-2016）的名言。他在时尚界万人景仰，却过着最简朴贫穷的生活。他一生未婚，住在纽约一个小小的廉价公寓，甚至要用公用洗手间。房子里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只有大量的胶片。他每天都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工作服，背着相机，在纽约繁华地段街拍行人的穿着，敏锐地捕捉日常生活中别出心裁的衣装。看他的摄影作品，感受到纽约浓重的都市气息，纽约人特立独行的着装风格，《纽约时报》有他的一个摄影专栏，他的作品和评论是全世界时尚界的风向标。
他的照片本来可以带来丰厚的收入，但是他却拒绝受雇于任何一家杂志或媒体。他多年免费向时装杂志提供他的照片，只有在高龄而且出了一次车祸以后，才勉强接受《纽约时报》正规雇员的合同，只是为了获得一份极其需要的医疗保险。
在他居住的公寓楼里，有一个艺术家小团体，大家彼此支持，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谈到这位首屈一指的时尚摄影家，就如同他是一个最普通的邻人、朋友和同行。在法国政府为他的杰出成就专门的颁奖典礼上，他依然穿着那件简朴的蓝色工作服，专注地拍摄来宾的衣装。
在他的工作圈子里，奢华的明星政要如过江之鲫，但是他说：“我对名人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服装。”他觉得有创意的时装代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己审美的自信心。真正有创意的人同时也是勇敢真诚的人，他们不跟风，对时尚和生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且有胆识表达出来，也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当他谈到他的工作时，幽默地说道：“我不在工作，我是在消遣，我懂得在生活中找到我的欢乐。”
著名杂志《时尚》的主编安娜温图尔说：“每个人都为了他而着盛装，都以被他拍摄为荣。”《纽约时报》的同事在他生日那天，全体穿上了他那套标志性的蓝色工作服，向他表示敬意。
坎宁汉由于工作原因常常出没于纽约的社交圈，却单纯地只追逐他真正感兴趣的艺术，对圈内的追名逐利毫不上心。他从不看晚宴的尊贵客人名单，亲切温和地对待任何一个阶层的人，不论他是国王、明星，还是普通的行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是多姿多彩的纽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采访中说，他从不认为时尚艺术是一种浮华的艺术，它是人们面对残酷现实的避难所，是像文明一般的存在。时尚教人怎样训练自己的眼光、品味，怎样寻找和表达美，他意味深长地说“寻找美的人就会找到它”。同时，他也承认，在纽约这样一个城市，诚实和坦诚是很艰难的，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就如同堂吉柯德和风车作战。
艺术是对世界的探险
看了讲述坎宁汉的纪录片《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让我想起另一部著名的纪录片《飞跃薇薇安梅耶》，讲述了另一位街拍摄影家薇薇安梅耶（Vivian Maier 1926-2009）的故事。她的作品在她去世以后才被偶然发现，有十五万张之多，记录了芝加哥、纽约等地方的风土人情。她的拍摄技术和取景令人印象深刻，拍摄对象形形色色。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拍摄的孩子和老人。
薇薇安梅耶成长于单亲家庭，父母是法国移民，她很早就独立生活，在芝加哥做了40多年的保姆，终身未婚，也没有亲近的家人。她从未出版过任何作品，也极少和人分享她的照片，有许多甚至连底片都没有冲洗出来。她似乎以摄影为乐趣和生活享受，不以此为职业。记者采访了不少她曾经照顾过的孩子，他们说她是一位神秘的女士，就像真实版的玛丽波平斯阿姨（童书中当保姆的魔法师，带孩子们进入魔法世界），照相机永不离身，随时抓拍生活中有趣的场面。她将自己的洗手间改为冲洗照片的暗房，那里她从不让人进去，只有她才能享用的空间。
薇薇安梅耶很少谈论她的私人生活，这和坎宁汉相似。但是从他们拍摄的照片中，显示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同情心。薇薇安的一帧照片上有两个十一二岁的男孩，一个是白人孩子，一个是黑人孩子，黑人孩子在给白人孩子擦皮鞋。他们的神态表情没有尊卑，没有屈辱，让我觉得平等在孩子的世界是如此自然。还有一张照片，一名流浪汉不知遇到什么变故，在街上蜷缩成一团，悲痛欲绝，他虽是流浪汉，却戴着一顶礼帽，让人对其突逢变故的故事心怀好奇，也充满共情和怜悯。还有许多普通生活中的温情摄影作品，在她的照片中生动地呈现出来。
她也有几张自拍像，她有一种特别的风度，目光锐利，似乎能洞悉人心，面容严肃、镇定、专注，很少笑，却有一种我所熟悉的法国女子特有的自信优雅干练。她手持相机时特别有魅力，仿佛这是她生活中最有安全感、最得心应手的时刻，让她整个人散发着光辉。
有一个她照顾过的孩子说道，她有一种直面生活的勇气，不在孩子们面前编造虚假的理想世界。她拍的照片中有动物的尸体，她也和孩子们讨论死亡的问题，当她带着孩子们出去，向他们指出大自然的美丽，也让他们看到街上各色人等的生活重担。她从不规避真实的生活，孩子们跟着她，就像共同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这个世界的探险。
在她年老时，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且贫困潦倒，无法维持生活。幸好她照顾过的几个孩子集资为她在芝加哥租了一个小房间，她常常坐在密西根湖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孤独地看着浩瀚无垠的湖面。后来她不慎摔倒晕厥过去，苏醒以后固执地不愿去医院，想留在熟悉的家里。几个月后，她孤独地去世了，遗留下来的照片底片以几百美元的价格被人购得，后来其中一个购买者发现这些照片其实很多是惊世之作。
现在全世界都争相观看薇薇安梅耶的摄影展，不少作品被博物馆收藏。她去世后成为了摄影大师，而生前她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姆。
通过艺术表达爱、同情和希望
没有人知道薇薇安梅耶的宗教信仰，在她的遗物中人们发现她收集了大量的剪报，其中有不少关于罪行、虐待的报道。有一个孩子甚至猜测她的个人生活中也曾遭受过虐待。她在单亲家庭长大，以保姆的微薄收入度过一生，也没有家庭支持，生活无疑是艰难的。但是在她的摄影作品中，那种平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欢乐和温情，却让人觉得，她虽然看透了这个社会蕴含的不公正和罪恶，却依然爱这个世界。这和基督信仰所信奉的生活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信仰并非是厌弃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向往一个远离人世的虚渺天国，而正好相反：对生活和人性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不丧失信心、爱和希望。基督不也正是这样做的吗？
值得一提的是，坎宁汉是一位每个星期都去教堂的基督徒。在采访中，有人问到他，信仰对他来说重要吗？听到这个问题，他的情绪似乎十分激动，以至于半晌说不出话来。沉默了许久，他回答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生活中有一些指引，宗教对我的生活有这样的作用，这也来源于家庭的影响，我小时候去教堂只是对教堂里女士的帽子感兴趣，但是后来我在这一点上变得更成熟了。”他工作的时尚圈对基督信仰有许多禁忌和偏见，而他却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实践了自己的信仰，将真正的美通过摄影艺术传递给圈内所有人。
这两位同时代的摄影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却实践了同样的艺术理想。他们规避了名利场的浮华、野心和黑暗，保持心灵的独立和自由，通过镜头阐述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体验。
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信仰最广阔的实践场所。信仰如果在教会、团契、神学院或者在神学研究中被讨论，却没有在生活中真正的实践，就是纸上谈兵；而生活将毫不留情地考验我们的信仰和心灵。坎宁汉和薇薇安梅耶虽然没有常常提及信仰，但是他们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影像语言，真诚地表达了人类心灵中属于上帝的部分：对美好的渴慕，对苦难的同情。他们不讳言自己所处环境的苦难和问题，但同时通过艺术表达了爱、同情和希望。
（本文首发《海外校园》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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