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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永玉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交往 / 高鲁冀

黄永玉作品《塘荷》(来源网络)

 

文/高鲁冀

 

惊悉黄永玉先生病逝,心中无限悲痛。我与黄先生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友谊。他曾送我一幅画,上书“鲁冀弟三十五岁,相识二十年矣。”

正好,《海外校园》来约稿,我就谈谈我和黄永玉大师的友谊。

那是1956年,我二叔从青岛来北京参加全国教材编写会议,他们是最后审查者。二叔当时是青岛海洋学院生物系主任,兼青岛水族舘舘长。他想拜访老朋友画家黄永玉,让我找到他。我欣喜若狂,因为黄先生是我最喜欢的画家,很快我就打听到他的住处,带着二叔去拜访。

黄先生万没有想到,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竟然从天而降,特别惊喜,热情地招待我们。二叔走后,我一人也去拜访。黄先生一家人非常真诚,从夫人梅溪到孩子们都欢迎我。黄先生叫我小高,孩子们自然叫我小高叔叔。

 

信仰

我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小时候母亲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要正直。品行端正,爱帮助人,定会受到欢迎。我一直身体力行。

我从小喜欢美术,中学时,在美术小组学习素描,为方便画画,自己还买了个石膏像。考大学时,我要报考天津大学建筑系,因为能学美术。母亲则力主我报考清华大学,听她的劝,我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结果考上了。母亲高兴地大声说“哈利路亚!”到学校后,我马上去小卖部买了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信封,寄信给母亲。同仁们问母亲:“谁从清华大学寄信给你?”母亲自豪地说:“我儿子!”

母亲知道我跟黄永玉关系不一般,不无遗憾地说,可惜你没跟他学到真本事。没把他一技之长学到手。其实,黄永玉先生不仅是版画家,也是作家、诗人。很多人说,黄永玉是文坛艺苑魔术师。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尊他为导师,还怕他不接受。但黄永玉一直视我像自已的孩子。

黄永玉信仰是什么?我真不清楚。我当了牧师后,去告诉他,他说,真好!他以前叫我小高,现在则叫我小高牧师。

在一本他送给我的他写的书《沈从文与我》中,第72页他引用了圣经《耶利米哀歌》第1章12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么?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他是信仰上帝吗?不清楚,但愿他信。

为了写这篇文章,把黄先生送我的书又拿出来看。这些书以前都看过,重新再看,有许多新的发现。在《比我老的老头》153页,他又引用《耶利米书》第17章“训诲集”17节:“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

 

恩待

黄永玉生活照(来源网络)

黄永玉一家对我真是好。文革期间,他们家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一家四口,够干什么!每次我去黄家,必带上一些食品。一次,我买了大牛排,梅溪不在,黄先生自己煎。他把牛排直接放在锅里煎,我怕不熟。他说:“肉排直接放在铁锅里煎,怎么会不熟?”

我女朋友蕾萍从上海路过北京去西安,到北京时,黄家四人全体出动去接她。黄先生说:“我们喜欢接人,但绝不送人。”那时黄先生一家住京新巷,离北京站仅一步之遥。

蕾萍初到黄家,我说她是上海人,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又考上了该校研究生。我介绍了一些她的情况,最后加上一句:就是长得不大好。黄先生后来批评我:“你怎么能当面说女孩不好看!多好的一个女孩子,真是你一生的福气!”

蕾萍住在黄家,我每天去招呼她,每天买一些好吃的食物带去。有一次,买了一只活的老母鸡。被置疑,这怎么弄?梅溪却说:“这个好,鸡可以炖了吃,内脏可以小炒。鸡汤可以喝,鸡油可以做鸡油花卷。”蕾萍离开时,梅溪真的让她带了些吃的,其中就有鸡油小花卷等。

黄先生一家对蕾萍十分客气。那时,黄家房子旁边是一个小过道,是他们家的天然浴室,他们让萍也在那儿洗澡。蕾萍听从了。黄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能不能设计一个浴室,盖在我们院里?”我说:“可以用一块塑料布,卷成桶形挂起来。”黄先生说:“这不行,要有人掀起一角偷看呢?”此事终于没有办成。

文革期间,黄先生被抓去游街,是站在卡车上头戴高帽子游街。回来他一点没有难过,反而说:“我戴着高帽子站在卡车上,有时还偷偷掀起帽子看外边,真好玩。”

 

影响

黄先生对我影响很深,说刻骨铭心也不为过。

在黄先生家,我认识了很多文化界名人。例如萧乾夫妇,他们很关心我的发展,力主我去清华大学读研,并替我写了推荐信。说萧乾先生“逼”我去清华读研,并不为过。我曾很灰心,认为没有前途。但萧干先生说,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知识和知识分子。他是过来人,眼光远大。

黄永玉也把他的表叔沈从文先生介绍给我认识。沈从文曾告诉他,一个人要待人和气、怜悯,有爱心。我也遵守这个原则做人。

黄永玉说:“沈先生可是有大学问的,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那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鎏金与贴金的论文,就写信向他请教。不料,沈先生竟回了八页纸的信。我拿去给黄先生看,他看到八页纸都写了整齐划一的蝇头小楷,便说:“不管这信多么重要,你就是得到这八页纸的字,也是十分难得,十分庆幸的了。”

黄先生对任何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我非常欣赏。

有一次,我被调去搞什么展览,顶头上司是李瑞环。我去黄家时,讲了这事。黄先生说:“你没跟人家吵架吧?”我说:“那不叫吵架,叫争论。”黄先生知道我的脾气,这是他善意地提醒我。

有一次,我们为煤气公司施工,为了感谢我们,煤气公司给参加施工的人员,每人分一套煤气罐。那时这可是紧缺物资。但到了真正分配时,却分给了一些公司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大家气愤不过,一致推举我去争取。我就去跟公司负责技术的最高领导据理力争,弄的他无话可说,却脑羞成怒。后来在下放农村的干部中,加上了我的大名。

我到黄家去诉苦,他家总是高朋满座。大家认为,“就不去,看他能拿你怎么样?”也有人说:“一万人的大公司,整你的办法多得很,你一个小干部,千万别置气。”最后黄先生却说:“你如果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这倒正好是个最好的机会。”我于是去了农村,其实也就是北京市朝阳区的农村。在农村这段时间,我才真正了解到,农民们这么辛苦地劳作,一天的工分,只值两毛五分钱。

 

爱好

黄永玉作品《荷花一支》(来源网络)

黄永玉喜欢吸烟,也喜欢烟斗,还自己做烟斗。他做的很多烟斗,有款有型,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吸烟。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做了一些烟斗,每次都拿去给他看,有的还令他很兴奋。文革最紧张时,他有几包东西,叫我带去收藏。我带到公司,放在自己的柜子里。风头一过,我把东西还给他。他当场拆给我看,都是烟斗。不光是木头的,还有鹿角和其他材料的。当然,都很别致。

记得有一次,他被下放到湖北的农村,有同事要去,问梅溪有什么东西要带去?梅溪也问我。她说:“不要生活用品,要使他感到兴奋的东西。”我就把自己做的烟斗带了一两个。后来,黄先生有回信,讲了一通对烟斗的评价和理论。我至今还保留着自己做的烟斗和黄先生的信。

黄永玉兴趣极广,他一度喜欢做一些铜腐蚀版的东西。在一块铜片上,滴上腊,然后刻出想刻的花纹。用酸腐蚀,就是铜版。把腊洗掉,再滚上油墨,印出来,铜版画就做好了。黄先生问我有没有硫酸?我拿了一些浓硫酸给他,但是不对。后来又拿了盐酸。总之,最后做出了腐蚀版。我们一起做的东西,我都小心保存着。

他刻木刻,用的都是梨木版,困为梨木最细腻,把横断面磨平,就是最好的木版画的材料。有一次,我在黄家看到梨木版上刻的版画,便问黄先生,这版子还印得出来吗?黄先生说:“当然可以!”他叫我去王府井美术用品商店买油墨,他教我印出了几帧木刻版画,我至今还保留着。但可惜忘了请他签名。这可是版画大师亲自教我做的。

黄永玉为兔年设计了邮票,到下一个兔年,意然暴涨了21万倍。原本卖8分钱的邮票,卖到了16,800元。我因为出国了,没赶上第一版的兔票。虽然因为蓝身红眼,笑容狡黠,被批判为“有妖气”。但开卖后,很快被抢购一空。过了一个轮回,再次免年来临时,我正好回国,我们特地去买了黄先生设计的猴票。这次是两只猴子。百姓说,开放了,可以生两胎,所以大师设计了两只猴子。

 

画像

黄永玉为作者的画像(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epaper.ynet.com/html/2018-09/04/content_301927.htm?div=0

黄先生也多次为我和家人画像。文革期间,我一周总要去黄家几次。有一次,黄先生对我说:“来,我给你画张像。”他拿起画板和毛笔,直截画了起来,也不用打草稿,大约不到半个小时就画好了。画得还真像。时为1968年,他连名也不敢签,只写了一个Huang。

我曾带大女儿高洁去黄家,那时她大约四五岁。女儿从小住在天津,由奶奶养大,会说天津快板,“天津快板,拉哩拉哩拉,我骑上了飞鸽车,心里真快活,车头上面还有个和平鸽。”小家伙把黄先生逗得哈哈大笑,高兴地为她画了一幅像,画得很生动,下书“黄伯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二女高阳,名字就是黄先生起的。他说,这是《楚辞》的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小时叫阳阳,大了叫高阳也很响亮。黄先生还用钢笔信手给她画了像,但没敢签名,那是1975年。我把此画带回美国,在二女儿生日时,装了框送给她。

2011年9月,我回中国,去万荷塘看黄先生,女儿叫我带上这幅画,请黄先生签名。黄先生倒是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画的。我费力地把框子拆下来。黄先生在上面写字,写了半天,我很纳闷,巴掌大小的画,写了些什么字呢?黄先生写道:

“高阳今年三十八,这画是两岁的画,你看你长大了,我也老了,走得那么远,也难见你了。

黄永玉二O一一年九月十八 北京 万荷塘。”

 

结婚照

1994年,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受广州和青岛市政府邀请,访问了这两个城市。在青岛,我见到了婶婶,二叔已经去逝了。我突然发现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是黄永玉和张梅溪结婚时照的。便找婶婶要来,在美国翻拍放大后,寄给了在香港的黄先生及梅溪,他们非常感动。

梅溪收到照片后,回信是这样写的:“谢谢你二婶,竟保存了我和永玉在赣州结婚时的像片,又得你花大钱放大和寄来,看着想着,真如幻似梦。”在我放大的照片背后,黄先生和梅溪都签了名。黄先生还写道:“一九四六年五月于赣州摄,一九九五年一月于香港补记。”

我也把放大的照片,寄了一份给二婶,她回信:“五十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的青年,已进入老年阶段。记得那时他叫黄牛,在上犹继春中学教书,当时是十八二十岁的年龄,两个人朝气勃勃,很受学生的爱戴。在那偏辟的小城,可算得上是才子佳人。”

那一寸的小照片背面写着,“哲生 菊溪夫妻存,晚黄牛 梅溪卅五 五 十六 上犹”。当年二叔是大学教授,在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抗战时他流落内地,在上犹当了中学校长。黄永玉当时在上犹一家报馆作美工,二叔便请他去中学兼教美术。黄永玉和张梅溪的婚礼是二叔二婶张罗的。

黄永玉尊我叔叔为长辈,我和他就成了平辈。2O11年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黑蛮还叫我高叔叔。我说:“小时候叫高叔叔,现在再叫叔叔,不好意思了。”黄先生马上说:“叔叔就是叔叔,跟年龄没有关系!不能说长大了,就不叫叔叔了。”

多年前,有一次在湖南某地给在京的黄先生打电话,不知怎么谈起了年龄问题。黄先生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钩自己去。他说,我已经84了。我说:“哪有那个事?您能活到一百岁。”我是为了安慰他,随口一说,谁知倒一语成谶,他活到99岁。我如今也82岁了。

和黄永玉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还有很多值得记述的,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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