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存昌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马太》7:7-8；《路加》11：9-10
对人道主义的领悟
我出生在中国北方一个极为普通的农家。父母亲不识字，也没有什么信仰，只是逢年过节时，母亲会按习俗向祖先献上饭食，也偶尔去一下庙会。
我进入学校读书时，老师告诉我们，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要准备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资本主义黑暗中的劳动人民。
那个时候，要凑齐每学期一、二元人民币的学费都很困难。
进入中学以后，老师要向我们已经开始思考的头脑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最为科学的思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我是带着中学时期的忧郁进入大学中文系的，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当时思想界很活跃，也很开放，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胡风事件，甚至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许多事情都披露出来，让人怵目惊心。我笼罩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我觉得就像一架巨大的绞肉机，任你有多大本事，多少才干，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被毁灭、被吞噬的命运。
对西方人道主义的批判却让我很快地接受了人道主义思想。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思想界的热点就是人道主义和自由民主。我也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式心态参加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
两年的沉闷之后，中国在1992年又开始了经济改革。真是不可思议，久被压抑的人欲突然喷涌而出，整个社会突然变得异样地热闹。在我熟悉的大学校园里，三年前的民主斗士或者自许清高的学人纷纷下海，似乎这才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人生价值。社会上许多人开始笑贫不笑娼了。
寻找改革的伦理前提
八十年代后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反响。韦伯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基督教伦理有效地保证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本身不错，问题在于这种改革是没有文化、伦理作前提，因此，作为手段的钱便成了许多人赤裸裸的追求目标，随之便是为了捞钱而不择手段。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前提呢？我研读儒家、佛教、基督教的著作，最后认定基督教是最合适的，因为它将律法写进信徒的心里，同时，我也认定圣经中的许多观点都与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通。
于是我向朋友们阐述这一观点：普通老百姓可以通过接受基督教来改造其罪性，达到道德的完善。朋友们问：“那你要不要信呢？”我说不，因为我是一个思考的知识分子，我会用理性的反省来达到道德的完善；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信仰任何东西的。有朋友说，你这种想法有一点愚民倾向。我承认有一点。
由于西方文学和基督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从进大学起，我就找来圣经故事作初步了解。我们的东方文学课上，将《创世记》之开头作为神话，将《路得记》作为短篇小说，将《雅歌》作为古代爱情民歌。（顺便提一下，那时得到一本圣经极为不易。我们的文学老师说他为了那一本圣经，先写申请，由系、学校盖章，又去市公安局受审核批准，然后才可以去省宗教协会买。）很幸运，二年后一个朋友送我一本圣经，我最喜欢读的却是《传道书》，像“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样符合我虚无伤感情绪的句子常被我吟诵。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西方许多有名的小说家、诗人、哲学家、艺术家会是基督徒，我为我喜爱的两位二十世纪大诗人L T. S. Eliot（1888～1965）和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后半生转向宗教而遗憾，我欣赏的是Albert Camus（1913～1960）那种孤绝的英雄，反抗一切，虽在人生之无意义状态中却既不自杀，也不呼求上帝。我的思想也由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偏向了以否定为肯定的存在主义。
失落的“局外人”
我从学生变成大学教师以后，我却对自己跻身其中的“知识分子”们有了越来越深的失望。许多教授们，在自己的专业上很有才能，却不断地互相攻讦、造谣、中伤。我也看到自命清高的人，对一个教研室主任的名号也要争。为了评职称，胡乱泡制文章。每年秋季新生入学，有不少教师趁着新生对大学教师的崇敬还没有消退，将自己的讲义推销给学生，而不顾这样一个事实：二三个月之后，学生们对于他们的老师将会产生深深的鄙视。大学教师生活，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知识不等于道德，有知识不等于会做人。
那时候，我很失望。在我做学生时，我以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可是在我进入“知识分子”行列以后，却发现自己无法认同他们，成了“局外人”。我常常诵念美国黑人女诗人尼基．乔飞妮（Niki Giovanni）的几句诗：“我不知道∕我想做的∕但我知道∕我不想做的∕”、“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那么∕我能做的∕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
民主革命的故乡
既然生命之道在中国求不到，于是1995年10月我来法国，想在这个民主革命的故乡，这个产生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加缪这些大思想家、文学家的国家来寻获精神资源。
我去了巴黎圣母院和圣心教堂，教堂中在做弥撒与唱诗时的崇高气氛感染着我，而教堂宏伟壮观的建筑以及其中绚丽的彩窗都让我对从前所相信的所谓中世纪是黑暗世纪的说法产生了疑问。1995年的圣诞之夜，我去巴黎圣母院观看庆典，我听到“Un fils nous est donne”（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的句子，也听到讲述耶稣为我们而死，他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很受感动。我也去领了一份圣餐，我们大家互相紧紧地握手以示彼此的爱。我写信给在中国的导师说，我相信基督教中的爱是西方博爱的起源。
我来法国不久，有人在我信箱中放了一份说明，是法国的圣经学院用通信的方式学习圣经。我想，西方文化中基督教是其最重要的基础，而文学作品中也有极多地涉及到圣经典故，若是不懂圣经，无以言西方文学。于是我开始了圣经的学习，目的在于增加知识。
我的圣经学习到四月底时，进行到“罪”的问题。“原罪”这个概念我十年前就知道，但现在要我承认自己也是“罪人”，我却无法同意。于是我的课后作业被一放就是二个月，因为我无法承认有罪也无法承认无罪。
四月底，我和一个来自香港的学生一起去南方旅行。她是一个教徒，能用法文背诵不少圣经中的句子。在Montpellier，有一位叫Helene的中年基督徒和一位法籍华裔姑娘Micheline接待我们。Helene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志愿，就是要帮助所有在Montpellier学习的华裔（无论来自什么地方）学生认识基督。我们立刻展开辩论。我用圣经中我以为的矛盾，比如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果来指责上帝自私，企图进行愚民统治。用上帝对于该隐和亚伯的献祭的不同态度指责上帝是人类第一桩谋杀案的导演。用大洪水来指责上帝的残忍。用拯救以色列人却杀戮埃及人，以及纵容以色列人杀灭迦南地居民来批评上帝不公义。我略带骄傲地宣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用理性来求取生命真道，用自我完善达到基督徒的高度。我也自豪地说，我比许多基督徒也许更符合基督教的做人标准。但Helene要求我读圣经不能只读字面，要去理解字句背后的深意，同时她非常决断地说：“用理性追求生命之道，你会永远走不出黑暗。而且理性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是善，但却不能给你力量去将善行出来。”我的骄傲的理性确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立刻联想到我在大学里观察到的种种丑象。同时，我也想到我自己有不少时候也是知善而不行，我有些动摇，却未认输。
死亡的震撼
五月初回到巴黎。一星期后，家里来信说父亲去世了，已经安葬，让我不要过分难过。但我却陷入到绝望的伤痛中，因为父亲脾气极为暴躁，我们父子冲突很厉害。来法国之后，我常常想起父亲，发现父亲固然有缺点，可是作为儿子，我却极少设身处地去理解他，反而是自我中心，一味责怪父亲。我心里想，再回国去以后我要告诉父亲我发现他一直是爱我的，而我内心深处也是爱他的；我们要重新建立友好的父子关系。然而父亲的突然去世让我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这是永生的遗憾。从Montpellier开始动摇的对自我的信心和自我完善，到这时候彻底崩溃了，连父子关系都处理不好，还侈谈什么自我完善？
我开始读Helene送给我的小册子，但一个问题出现了：我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信西方的宗教？我于是重读《论语》，但我无法在其中找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受到政府鼓励的新儒学让我极端厌恶。后来我反问自己：既然自命知识分子，那就唯真理是从，为什么要有中外之分呢？当年佛教不也是外来宗教吗？于是，耽延了二个月之久的圣经作业寄出去了，我承认我有原罪，但我还不想成为一个信徒。
从拒说“阿们”到决志
七月，台湾学园传道会短宣队在巴黎，来我宿舍分享《四个属灵的定律》。第一条定律是：“你知道不知道，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无法认同这一个定律，我倒是很希望和他们讨论我读圣经中的一些疑问。一位弟兄却希望和我分享完小册子再讨论，我有些不快，出于礼貌，听他念，但心中却很抵触。念完了，有一段祷告，这位弟兄提议他来念，我最后说‘阿们’。我拒绝了，说：“我既不信，如果说“阿们”则既虚伪又违心。”我们的分享陷入了僵局。一位姐妹走过来，说：“我发现你在真心地求真理，一定会找到的，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话给我很大的安慰，所以我答应过两天去黎华侨教会看《耶稣传》和另一部录像《爱是永不止息》。
七月二十日，星期六下午，我去教会观看这两部片子。《爱是永不止息》深深地打动了我。影星陈成贵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个普通人，而且是华人，所不同者，他是基督徒，我不是。他婚后第七天被查出鼻咽癌到了晚期，虽经治疗，病情却日益恶化，脸部更变形，越来越恐怖。我想遇到这情形，虽然我有存在主义思想，我一定要早点自杀，因为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了。然而成贵却不仅没有绝望，反而到处做见证、传福音。他的身体健康的父母兄弟姐妹，就像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一样，充满了嫌隙和矛盾。但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却将全家带到了神面前，让他们学会了彼此相爱。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从小没有吃过苦，遇此大难，我们大多数人一定会以离婚来摆脱重负，但她却日日陪伴在面目可怖的丈夫跟前，而且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职“护士”。我自问：是谁给了他们力量、希望和信心？答案是耶稣。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一直在求而不得的平安、喜乐、信心。我想我找到了。看完影片，有人领大家做一个决志祷告。这一次，我自愿说“阿们”。
决志之后，我说我要努力成为基督徒。有一位雷姐妹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就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和生命的主的那一时刻开始。这是根据神的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我说我这么快成为基督徒，只怕别人看我，就像我从前看那些不好的基督徒一样。雷姐妹说：“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达到神公义的标准。因为主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8，9）”听了她的解释，我反而愤愤不平：“如果仅仅因信就得救，这让人无法接受。”她说做基督徒是一辈子的事，不可能等到你觉得达到了标准才去做，因为你一辈子也达不到。我半信半疑地接受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第一次参加了周日敬拜上帝，我很高兴地发现原来也有用汉语唱的肃穆崇高的圣诗。晚上，我第一次参加了约瑟团契，应该说这是我出国以后碰见的第一个让人感到亲切友爱的中国人圈子。
寻见－－最终的释疑
我带了一些小册子和中文版圣经回去读。因为有太多的不明白，所以一两个星期内我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读圣经，尤其是新约和那些小册子。我完全同意了圣经对于“原罪”的解说，我实实在在地承认自己确实有“罪”；“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篇》8：4）这句诗常常萦绕在耳边，我是如此不配却蒙恩得救，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感激。
基督教既然是真理，可是为什么在中世纪时，它作为欧洲各国的国教，却有层出不穷的丑闻、罪恶？为什么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各国越来越远离上帝？对于教会历史的研读使我知道了：中世纪时虽然表面上尊崇上帝，但却实际上人欲仍然作主，所以才会有出卖“赎罪符”敛钱、插手政治、淫乱等层出不穷的现象。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直到十八世纪，罗马教廷仍然禁止一般信徒拥有和阅读圣经，理由荒谬而合理：信徒如果读了圣经，就不会服从教皇！正是这种腐败，激起了马丁．路德的改革。至于文艺复兴以来日益严重的离弃上帝现象，却正是文艺复兴的必然逻辑结果。
文艺复兴发端于教皇驻跸之地意大利也非偶然。整个中世纪，意大利虽在表面上受教皇直接统治，可是自从罗马帝国晚期延续下来的奢华淫靡之风却一直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形态。文艺复兴只不过是将从前羞于直说的人欲公开地宣布为人生的正当追求，人被正式宣布为世界的中心，自己的幸福的设计者和实现者，所谓“幸福在人间”即是这种思潮的一个著名口号。主张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 avelli 1469～1527）；描述通奸、偷情、诈骗之乐的小说集《十日谈》；宣称“越是疯狂，越是幸福”的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e 1469～1536）；设计理想社会《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都出现在这一个时代，是不足为奇的。文艺复兴以来，人智大开，科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然而物质的富足却并未同步带来人间幸福；相反，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愈来愈诡诈、冷漠，国与国之间战争不断，我们这个地球陷入了更深的罪恶之中。因此与上述诸人同时，德国艺术家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在他著名的铜版雕画《忧郁》中表达的却是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让人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怀疑之中，这不啻是对同时代人盲目乐观的清醒一击。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他的《哈姆雷特》却描写人文主义者的懦弱与耽延；《麦克白斯》讲述个人野心的害人害己结局；《奥赛罗》中主人公能打败敌人，却被嫉妒毁灭；《罗密欧与茱莉叶》男女一见钟情，等待他们却是双双的死亡；《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安东尼以为他正经历着伟大的爱情，却不知道克莉奥佩特拉是为了保住王位而逢场作戏。我在莎士比亚悲剧中看到的不是对人的赞美而是深深的失望，“人生就像一个傻子的呓语，有着喧哗与声响，却没有任何意义”（《麦克白斯》）。我也明白了莎士比亚晚年为什么重回到基督教中，在《暴风雨》中讲述“宽恕”仇敌的故事。
感谢神，也让我明白了中国文化病况的症结所在。从三千年前，周公宣告“天命有常，唯德是辅”开始，我们的祖先就憧憬地越来信赖自己了，直到荀子提出“人定胜天”。有不少人用西方文艺复兴来比附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并非没有道理。人们在偏行己路的时候，走在同一条路上实在并不奇怪。
我思想中的矛盾既已解决，我也真正认识到：有一个哲学和科学不能取代、不能到达的领域，那就是信仰；有一个比我们的知识增长，财富增加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心。因此，我请求受洗，并于1996年11月24日在巴黎受洗，正式归入基督的名下。
作者来自中国，现在法国读比较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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