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神学、还是哲学？──探讨创造论和进化论

文／吴家望

世界各种民族文化，都有例如女娲补天那样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传说。

近年来，创造论（Creationism）和进化论（Evolutionism），是美国科学界、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和宗教界的热门讨论题。争执最热的可能是学校教科书的选择：到底中学生该懂多少这些理论？争论冒火了，就揪到衙门。于是，各界的专家都来了，各方的律师也都笑呵呵了。

创造（creation）和进化（evolution），本是较为客观的用词，加上一个“论”字（ism），就麻烦了，成了思想体系（ideology）了，成了“进化主义”和“创造主义”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水不落，石不出。这两“论”到底是科学，是神学，还是哲学？借用白居易的诗句，“花非花，雾非雾”我们也来探讨一番。

创造

世界各种民族文化，都有例如女娲补天那样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传说。犹太民族传下来的旧约圣经，3500年前记载了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历史，为世界许多种族所认可。

2000年来的新约时代，基督教国家继承了旧约的传统。对于宇宙来源的理解，神学和科学之间，并没有明显分歧。

到了19世纪中期，从达尔文和马克思开始，科学和政治思潮无神化，物质永恒、自然万物从偶然机遇演变而来的说法，在知识界占了上风。

到了20世纪中期，以宇宙大爆发论和生物DNA设计论为中心的科学发现，使习惯于唯物是从的科学家大为震惊。于是，很多科学家又翻开他们尘封的圣经来寻求启发。

分析圣经希伯来原文，圣经开卷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含意是：

1．从无时间到有时间。

2．从无宇宙到万物齐全的宇宙。

3．材料可有可无。

概括起来一句话：从无到有。

于是科学家发现，大量的现代科学理论和资料，不但和圣经简洁的记载没有矛盾，倒像是在证明圣经。

对“虚空”（nothingness）有深刻研究的量子物理学家裴格士（Heinz Pagels, 注5, p.365），就说过这样一段引人思考的话：

宇宙被创造“之前”的虚无，是我们能够想像的最彻底的虚空──无空间、时间和物质的存在……但是，这不可思议的虚空，摇身一变成了满满的存在──成了自然规律的果实。这些自然规律，究竟是写在这虚空的哪一部位？是什么告诉这虚空，它可能怀孕宇宙在身？

圣经第一章，记载上帝创造万物的过程：

上帝创造，从光开始，继而苍天，继而水土生命，继而日月太空，继而水生动物，继而陆上动物。
上帝最后创造人。
上帝创造是有目的的。

科学家说，大爆发论以来的科学资料表明，宇宙万物出现的过程，和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万物的过程大致符合。关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啰嗦了。

至于宇宙被造或存在的目的，自古以来是圣人学者最关心的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摩诺德（Jacques Monod），是比较悲观的一位。他最能描绘DNA和生命的奥秘，可惜得出惨淡的结论：“人最终孤独地感觉到宇宙不可思议的浩瀚，在这宇宙中，原来人只是机运的产物”（Monod, 注4, p.180）。

傅卢（Antony Flew），却有不同经历。他原是廿世纪最重要的无神论哲学家。但他在80岁时宣布，因为近代科学资料的说服力，他转变成为有神论者。他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说，无神论者面对现代宇宙学家们的一致见解，应该感到惭愧，因为现代宇宙学家们已经为13世纪大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所主张的、却不能证明的宇宙有起点论，提供了科学证明（Margenau and Varghese, 注3, p.241）。

进化

“进化”这个字的本意，代表一种改变的过程，无可厚非。大爆发论代表宇宙发展过程，可谓宇宙进化论。农夫几千年来懂得改良品种，是人为进化。自然环境影响生物导致变化，更是司空见惯。但是，今天，“进化”代表从达尔文开始的一种理论：一切生物的进化，都是偶然变异（random mutation）和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过程的果实。

达尔文19世纪的、物种的进化，所谓“宏进化”（Macro Evolution)的学说，因为与现代科学资料抵触，早已被科学界遗忘了。今天的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的代表人物摩诺德，推出“机运”（chance）和“必然”（necessity）二元论。他是用这样“斩钉截铁”的词汇来解释的：

在最早所谓生命体的、极为保守的体系内，为进化开路的最初、最简单的事件，是极微小的（microscopic）、偶然发生的（fortuitous），和（生物）有目的性的功能（teleonomic functioning），毫无关系和影响。（Monod, 注4, pp. 118-119）

摩诺德的意思是，达尔文理论中，导致生物变异的微细事件，和物种有目的的功能变异，毫无关系。

在否定传统达尔文理论之后，摩诺德说，这种偶发事件一但进入DNA结构，它才会经历机械式的、准确的复制和翻译。从此，“机运”进入“必然”。

摩诺德似乎重整了达尔文的理论：“机运”代表达尔文的偶然变异；“必然”代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这就是说，摩诺德把全部赌注放在DNA密码的结构上。

他在推出高妙的理论后，却又立即“谦虚”下来，说DNA密码是个谜（riddle），生命最初的出现，是仅有一次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decisive event occurred only once），而且它发生的概率（a priori probability），实际上等于零（virtually zero）。他说，这对科学家来说，是件非常倒胃口(distasteful)的事。但是，他安慰自己说：“既然宇宙存在，那么这事件必定已经发生了。”摩诺德的逻辑实在不太科学。他所描绘的“进化”中，宇宙不可解释的奥秘，以及生命出现的一次性和决定性，倒反而和圣经所记载的创造过程相符。

另一位得诺贝尔奖的遗传生物学家亚柏（Werner Arber），想必也经历过同样的推敲，却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发现和解释了宇宙间的全部原理──上帝的概念就是其中之一。我高兴地接受这样的概念，无需绝对准确的定义。上帝的概念帮助我处理许多生活问题，引导我度过关键时刻。从我们对生命世界美妙运行的深刻了解中，我看到上帝的概念被证实（Margenau and Varghese, 注3, p.143）。

创造论

创造论，是神学界对圣经中，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记载的一种解释。

其中，以字意为准解经，上帝6日创世，从亚当家谱算起，历史年月大约可数的，是谓“年轻地球论”（Young Earth）。

以文意为准解经，认为圣经言短意长，不可能包罗一切历史细节。天地久长。这是所谓“年老地球论”（Old Earth）。大爆发天文物理学家不读圣经，也相信年老地球论。

以文学结构为准解经的神学家，则研究一种“架构论”（Framework)。原来圣经并非枯燥无味的历史，有非常美丽的文学结构和层次。有人说，他懂得解释圣经《创世记》的3种学说；有人说，他懂得4种学说；也有人说，他知道更多种解经方法……

好在圣经千古屹立不变，欢迎大家去摸索。

这类创造论自古以来都属于神学范畴，直到廿世纪，自然唯物主义者需要树立一个靶子，来推进他们的理论，就顺手牵羊，将“年轻地球论”笼统称为“创造论”。

今天美国的自然主义已渗透政治、教育舞台。20世纪初，美国学校是不许教进化论的。路易斯安那州有位年轻生物老师要教进化论，被告到法庭，最后政府失败，进化论在课堂内生根发芽。到了21世纪初，2005年达拉维尔州有个学区，在教进化论的同时，希望学生学一点智慧设计论，反被无神论者告到法庭。无神论者失败后恼羞成怒，动员选民，直到全部学区委员落选为止。

进化论

19世纪中期，达尔文推出一种物种进化理论，推测生物受自然环境影响，优胜劣汰，久而久之，物种会改变。进化论在科学界站住脚之前，无神论者已视之为珍宝。自称为达尔文的“战犬”（bulldog）的无神论者赫胥黎（Thomas Huxley）宣布：上帝的观念已经死亡。马克思亦接受达尔文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

100多年后，达尔文所期望的“科学证据”，例如化石资料，姗姗而来。只是这些证据与达尔文的推论背道而驰，导致达尔文营内分裂，所谓“新达尔文主义”兴起。以遗传学家为代表，新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基因内的变异，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新达尔文主义者最大的困难是，上水不接下流，他们不能鉴别（identify）基因的变异和任何一种物种改变的关系。

近年来，有些相信进化论的基督徒科学家，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你怎么可以拒上帝于科学之门外？就提出一种“神导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进化论照抄不误，不过，虽然像摩诺德所说，进化的动力是机运（chance），但是那导演乃是上帝。在自然主义哲学占上风的西方社会，这种理论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反对的人却借用爱因斯坦一句名言，提出异议：上帝从不掷骰子。

今日世界，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自然主义，都成了同义词。对相信这些的人来说，既然自然主宰万古一切事物现象，超自然的上帝当然不存在。既然唯物是从，人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一切伦理都是空谈──许多人认为，这就是今天人类道德败坏的根源。

150年来，达尔文主义对科学的影响，比起它对政治的影响，是小巫见大巫。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学说，塑造了多少“英雄”人物、制造了多少灾难！

廿世纪著名天文数学家、宇宙大爆发论的奠基人之一，贺约（Fred Hoyle），年老时回顾世事，有这样一席感叹：

我们很难说，究竟达尔文主义和它以机会主义为本的哲学，是1860年以来制服世界的“实践政治”（Real politik）的根源，还是“实践政治”卵生了达尔文主义。因为这两者，手牵手，导致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今天日益明显的，人类走上自取灭亡的单行道的境况（Hoyle, 注1, p.251）。

21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并没有听懂老贺约的良言。有些想像力特别丰富的达尔文主义者更认为，达尔文主义不但适合于生物进化，也适合于宇宙进化，更适合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化。这是弹起二次大战前德国种族优越论的老调了。

最近，还有位达尔文生物学家Eors Szathmary，在美国的《科学》周刊（”Science”, July21, 2006, pp. 306-307），发表了一篇这一类的，题名Darwin for All Seasons（“四季合宜的达尔文”）的文章。

现代最坚定的自然主义者不是科学家，乃是无神论的哲学家。美国自然主义的领袖，都是喊口号的高手。生物学家不敢说进化是事实，达尔文主义哲学家鲁斯（Michael Ruse, 注6, p.58），就代替他们喊叫：“进化是事实，事实，事实！”（Evolution is a fact, fact, FACT！）。反过来，生物学家罗文丁（Richard Lewontin），听来倒像个哲学家：“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不能允许上帝的脚踩进门槛！”（注2）。在人类自取灭亡的单行道上，他们摇旗呐喊走在前头。

结语

进化论和创造论都是学问，值得研究。贺约说，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实践，带人类走灭亡之路。无神论生物学家罗文丁也认识到，上帝要不就完全有份，要不就完全没份，没有多大折衷余地。如果真是这么严重的事，我们不可忽视。

参考书注：

Fred Hoyle, The Intelligent Univers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3).
Richard Lewont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9, 1997.
Henry Margenau and Abraham Varghese, Editors, Cosmos, Bios, Theos, Scientists Reflect on Science, Go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Life and Homo Sapiens (Chicago: Open Court, 1992).
Jacques Monod, Chance and Necessity (New York: Knopf, 1971).
Heinz Pagels, Perfect Symmetry, The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Time (Toronto: Bantam Books, 1985).
Michael Ruse, Darwinism Defended, A Guide to the Evolution Controversies (London: Addison-Wesley,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