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林中泽教授：
我来自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我为什么对“基督教与中国”这个话题感兴趣？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开始，我主要是集中在欧洲的中世纪史，大家知道欧洲的中世纪，它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基督教的与起，所以我很自然就把目光投到了基督教。后来做博士论文，我具体的题目就是《明清之际的中西交流在性伦理方面的对话》，所以我的兴趣点实际是集中在天主教的耶稣会史、入华史的那一段。另外我也对其它的宗教有所涉猎，在比较那么多宗教的过程中，发现我自己对基督教比较有好感、感兴趣，所以我就这样一直做下来了。
作为一个非基督徒，要真正理解基督教徒的信仰体验，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非基督徒，所以可能会讲一些在大家看来像是外行的，或者是有冒犯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我准备谈三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我觉得从总体上说，基督教入华200年来，最大的成就是把中国由传统的社会，带入了近代社会，就是使中国融入了世界。当然，中国的现代化不完全是基督教的功劳，但是基督教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基督教入中国最大的不足，就是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融入到中国社会，还没有成为中国主体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主要部分。换句话说，它还没有能够在比较深的层次上影响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这一点可能跟刚才上面几位教授们讲的有所不同。
第二点看法，我认为基督教入华应该走更加中国化的道路，因为宗教传播本质上是文化移植，文化移植跟其它的物种移植一样，它要适应新地方的环境，也就是要服水土，这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在历史上有经验教训。比如说基督教最初在罗马帝国的境内传播，它走的是罗马化的道路，就融入罗马社会。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走的一条道路叫汉化，汉化就是中国化。不管是从伦理道德，或者是社会关系各方面，佛教都是融入中国社会，结果出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
天主教的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明清之际，由耶稣会传进来的，耶稣会所走的一条道路是适应的道路，所谓“适应”，就是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适应中国的环境，也就是中国化。耶稣会在最初时候坚持走适应道路，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后来在罗马教廷的压力底下，取消了这个政策，马上就一败涂地，所以从正反二方面的教训，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基督教要真正在中国有所作为，那么它必须走更加中国化的道路。
最后一点看法，基督教要在中国传播，必须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愈来愈多元化。我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倡导者，在中国这个庞大的精神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思想流派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基督教应该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现实。我的意思是，基督教在现阶段，最好是不要奢求使整个中国完全基督教化，这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基督教应该立足于，在中国占有尽可能多的精神市场的份额，但我并不是说基督教不应当积极进取，只不过是应当更加现实。
燕青先生：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考古学系，并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我现在是美国风尚国际传媒公司及风尚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CEO（总裁）。
我们都来自中国大陆，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了解非常深入，对基督教及各种宗教，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壤上的发生、发展，我们也有比较深切的体会和认知。
我曾经和二个朋友开车在中国大陆足足走了二年九个月，既是工作，又是采风。感受最深的就是，曾经在云南省的一个号称“香格里拉”的地方（它是迪庆的藏族自治州），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中，我看到不但有基督教的教堂，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还有中国佛教的寺庙。
由此，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深切的认知和感受，并对宗教和宗教的发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留下的历史印迹，产生了兴趣并深深地向往。于是，我们开始关注中国这片土地上各种宗教的发展，也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和大家共同沟通的原因。
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宗教比较有影响力的，其实就是佛教和基督教，佛教传到中国从汉明帝刘庄时期，到现在约二千年左右的时间。马礼逊虽然入华只有200年，但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那时叫景教，是在唐贞观九年，也就是西元635年的时候就传到中国了，所以一个相对于传到中国2000年的佛教，和一个传到中国也已经有1500年的景教，二个相距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只相差500年，为什么到今天的中国，大家在谈到基督教的时候，还依然把它当成洋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在中国走了很多地方，我也看到了很多地方的确有很多基督教的信众，像主持人王志学牧师所谈到的，中国有八千万的信徒。对基督教、天主教，我从内心有无限地尊重，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必须跟大家坦率地讲，基督教在中国，不管是八千万也好（我还听说有一亿多基督教的信众），这都是一个表象，原因在哪？就是，基督教从它传到中国，从人文的角度跟中国文化之间，有较多的藩篱与窠臼，是很难跳脱、超越的。甚至，我认为在未来的中国，基督教可能会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它的影响不会太大。或者说如果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怀着迫切的心态、太大的希望，我觉得未必能实现。中国的社会实际很复杂，就基督教本身而言，这200多年来，它所谓传承到中国的历史时机确实不太好，是伴随着西方殖民所谓船坚炮利的过程，走入到中国老百姓的认知范畴之中，老百姓对基督教整个传承里面存在的一些负面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对中国迈向科技的、现代的社会，在此转承起合之际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包括我们也看到基督教之中有非常多的人格或信仰非常高尚的人。比如说，我们谈到在义和团时期有一个西方的传教士，戴德生他自己的家人及很多的亲朋故友，在那一次义和团的运动之中，最后都性命不保，但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我还有一条生命，我绝不不给中国，我还有一块钱的话，我一定都要给中国。”（注： 这句话原文是“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种人对中国社会的付出与真诚，我们必须要肯定。
但是基督教的一些问题也要用思辨的眼光去看待，比如说有关对祖先的，对师承关系的，是否依然会划分到所谓的偶像崇拜？我要拜孔子，尊重圣人，我要祭我的祖先，但是这些东西和基督教发生冲突，你怎样去摆正？怎样跳出这个藩篱？当然，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康熙年间利马窦曾提出所谓的绥靖主义，就是怎么样去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并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
未来基督教在面临中国文化特有形态时，怎么样去发展，这当然还是见仁见智的一个话题。（待续）
本文由北美宇宙光供稿，刘建慰录音记录，本刊编辑整理编辑。
编者按：林中泽教授和燕青先生都是参与这次对话的非基督徒学者，他们的观点当然不是基督教的立场，也非本刊观点，但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中对基督教的一些看法，其中或有误解之处，但又充满了期待和关注。
我们盼望藉着诚恳的对话，教会与社会之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有更多相互的了解，坦诚的交流，一同走在追寻真实与真理的路上。而他们的意见也是对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在这个时代、在中国特定文化中，传扬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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