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肇源于基督教传统，而对于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源而言，其资源有三，欧美、日本和中国传统。
文／陈怀宇
（一）
近代大学肇源于基督教传统，而对于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源而言，其资源有三，欧美、日本和中国传统。尽管有一些私立高等教育学校成立于1840年至1898年间，一般认为中国官方设立的第一所近代大学，是1898年戊戌维新中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这所大学虽然继承了传统太学的传统，但从名称到制度均仿自日本，反映了这所大学的成立，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之后，进行反思和学习的背景。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后，新式学堂逐渐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种传统发展起来。这种新式学堂的主要特色是培养洋务人才。
民国以后，随着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各式基督教学校纷纷创办，影响迅速扩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种传统。基督教大学在民国时期，则发展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主要力量，如30年代在北平的四所名校：北大、清华、燕京、辅仁，有两所是教会学校。其它各地的教会学校，也逐渐确立它们在教育界的领先地位，如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广州的岭南、四川的华西也是一时名校。这些学校，无疑继承了基督教大学教育的传统，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今天讲到民国初年，尤其那些受大陆教育背景影响的读书人，总认为民国初期是反帝反封建运动，与民众继续革命，以及军阀混战的交织时代。事实上，民国时期，因为大一统的政局被打乱，全国政令并未定为一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全国，因为自由的空气相对较浓，在思想、教育、文化上，反而造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平，反而能在北大成就蔡元培的改革。基督教大学的急速发展，和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分不开。虽然在日本侵华时期，由于日本与英美等国的交恶，教会大学也深受战火的摧残，但尚能苟延残喘。直到1952年，由于大一统局面的重新形成，思想教育学术方面的全面苏俄化，教会大学终于全部关门。这一传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
中国传统的教育，在先秦以来，受教育基本上是贵族的特权。两汉经学、儒学的教育，由私人家族私相传递，所以形成儒学世家，专门治《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五经。隋唐科举制度兴起以后，教育水平和层次，与政治和行政级别成正比，如乡下只有私塾教育，随着县城、省城、京城的升级，才有县学、省学、太学或者国子监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可称为太学的传统，肇源于东汉。这种传统主要围绕四部书的教育，经史子集，以经学为主。宋代以下的科举考试，则以四书五经最重要。传统的经学教育主要为培养精英服务，培养统治者及其助手。其目的是为了培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对于普通人而言，只需要修身齐家就可以，甚至齐家都不必，不存在治国平天下的问题。
传统儒学教育，与旧时代的等级社会结构，一脉相通。如传统儒学教育中的礼学，教导所谓谦恭，其实是对上级的谦恭，对天、地、君、亲、师的谦恭，而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基本上局限在本家族，本阶级，不能普遍适用于普天之下。对于下级，对于女性，对于下层阶级的长者不存在谦、恭、忠、信、廉、耻的问题。君子，作为一个名词，虽然没有英文名词中的性、数、格的修饰，但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基本上仅指男人，特别是一群受过儒教教育的，掌握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男人精英。这种培养目标，在西方基督教、民主、科学进入中国以后遭到冲击。
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相当于西欧中世纪，罗马教廷势力鼎盛时期，天主教的地位。而作为求知的哲学、治病的医学、求秩序的法律等学问，常常被归入子学，实际上附属于传统经学。
（三）
第二种传统酝酿于洋务运动，开始于戊戌变法时期，形成于晚清最后十年的学制改革，这就是日本传来的近代学堂制度，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分不开。这类新式学堂主要包括水师学堂、陆师学堂、矿路铁路学堂，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以便将来拯救国家、报复欧美日本列强。这些学堂虽然也翻译一些政治、经济、哲学书籍，但其学习内容，主要包括现代数学，以及声光电学，即物理化学，后来逐渐加入极少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内容，以及生理学、生物学，乃至于医学。
我们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例子即可以看出，这种新式学堂以培养现代技术为主导的教育方向。鲁迅、周作人兄弟，都曾上过新式学堂。鲁迅1898年曾上江南水师学堂，后来转入矿路铁路学堂，后来又去日本仙台，留学医学专门学校。可是在日本因为受到刺激，才意识到学技术、学医学救不了中国人的民族痼疾，转向文学。周作人在《自传》中则说自己早先学海军，其实他和鲁迅一样均出自江南水师学堂。可见这类学堂主要目的是培养一些人才，可以直接用于对抗欧美、日本列强的军事和技术。
（四）
第三种教育传统，即基督教教育，则非常不同，博雅性、专门性和平等性为其三大特色。
对于民国初期以来设立的基督教大学，其培养的目标，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希腊和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强调所谓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造就博雅型人才。中世纪大学培养通识教育之后的研究生的主要科目是，神学、法学和医学。神学解决人的灵魂问题，法学解决社会关系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医学解决肉体疾病问题。
神学的兴起和天主教大学、基督教大学分不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除了专门的神学院之外，还包括一般大学中的神学院或者神学课程，如燕京大学的神学院。
近代的神学教育分成两类，包括基督教神学和其它宗教的神学。而基督教神学主要指以神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其它宗教的神学则指以神学的眼光来看其它宗教。如所谓传教士汉学，则指传教士如何理解看待中国其它宗教。
近代中国大学神学教育虽然已经有了雏形，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却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圣经学没有发展起来。和中国的经学一样，圣经学在神学教育中非常重要。中国的经学注重识字，所以经学的基础是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等专门学问。圣经学的基础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的训练。而这些语言的学习与研究以及注经学，没有在近代中国大学中奠定学科基础，这使得神学的根基也不稳。目前，中国神学很难造就高深人才，和其根基不稳有关。
（五）
近代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发展了十分优秀的专业学院，如法学院、医学院等，培养专门的近代技术人才。而其学生的学习内容加入了神学，则成为精神修炼的重要内容。教会大学的法律教育主要是经济法、商法、财产法，目的是解决财产纠纷，其基本精神起源于《罗马法》。这和中国传统法律以惩罚为主要目的的刑法为主不同。东吴大学以培养现代法学人才而著名。
一些著名的医学院在基督教教育传统中发展起来，如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都是教会设立的著名医学专门大学。而燕京、金陵、岭南大学的医学院也相当有水准。其中，岭南大学1930年合并的博济医院，即是孙中山的母校。
医学院之外，近代公共卫生教育更是基督教的贡献。和前两种传统极端不重视女子教育不同，近代基督教教育逐渐给予女子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女子专门学校也由教育发展起来。
博雅教育起源于希腊，包括所谓三道（Trivium）和四道（Quadrivium），其核心是语言和符号的变化。三道包括语法、修辞、逻辑。四道则包括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算术即符号本身，几何指符号在空间中的位置，天文指符号在时空中的位置，音乐则是指符号在时间中的变化。
今天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很多在位者一方面大谈所谓通识教育，另一方面各校竞相创办法学院、商学院，看似热闹，无非是要与美国看齐，争夺世界头牌帝国的金交椅。这些改革并不了解和触及所谓通识教育的传统和真义，同时又全为富国强兵以及经济利益驱动。实际上，在校学生对学校的教学内容和质量非常失望。尤其宗教教育的地位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缺陷。无圣经的学习和研究，则无以言了解西方文化。
作者来自中国大陆，非基督教信仰的学者。目前在西来大学教书，教授宗教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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